提要：
    １９３４年７月１５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在福建永安發布，它奠定了永安是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為執行中共中央“北上抗日先遣”任務的戰略集結出發地；同時，也是中央紅軍長征最早的出發地。
    中央局宣傳部把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出發時間定格在：“紅軍北上抗日先鋒隊于七月十五日出發”。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紅軍總部從瑞金梅坑出發踏上征途。在部隊出發時，發布了《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出發宣言》（1934年10月10日），這一宣言的發布時間，后來一直是作為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出發的權威性基準時間。該宣言稱：“我紅軍北上抗日第一先遣隊前幾月由福建出發北上”。
 
關鍵詞：
    1934年7月7日、1934年7月15日、宣言書、江西瑞金、福建永安、駐扎地、集結地、出發地、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團、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訓令、中國工農紅軍第九軍團、福建軍區獨立第九團、小陶蘇區、永安是長征最早的出發地。

    福建永安是中共中央《為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的第一時間發布地；是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戰略集結出發地；同時，也是中國工農紅軍開始長征最早的出發地。前論已經從浩瀚的黨史文獻資料中，系統地梳理出清晰完整的脈絡，并依此明確得出這一重大的科學結論。現為了進一步夯實這一研究成果，本文將繼續從黨史發展的多個層面，再行分析福建永安和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以及與長征之間的關系，現分別敘述如下。

                  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　是從福建永安小陶集結地出發

    永安小陶，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的第一時間發布地；是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戰略集結出發地；同時，也是中國工農紅軍開始長征最早的出發地。
    但是，長期以來它的這段光榮的歷史卻被掩蓋在歲月厚厚的煙塵下。在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導下，各地加大了對長征和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史料征集，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研究，進行了撥亂反正，擺脫了“左”傾錯誤的干擾，能夠實事求是地澄清許多重大問題的真相，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進行了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有關研究領域還在不斷地拓展并繼續向縱深推進，使得這一研究領域及視角不斷創新。隨著我國黨史研究的不斷深入發展，永安作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的第一發布地、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戰略集結地、長征最早的出發地等重大歷史事實，都將重新煥發出舉世矚目的光芒。
   “1934年7月7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從江西瑞金出發。”在以往長期的黨史研究工作中，我國多數黨史研究者和相關著述多持這一觀點，他們毋庸置疑地認為這是唯一正確的出發時間和地點。這一理念定勢的形成，它最重要的黨史文獻資料依據為《中央政治書記處、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中革軍委會關于派七軍團以抗日先遣隊名義向閩浙挺進的作戰訓令》、《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開辟浙皖閩贛邊新蘇區給七軍團的政治訓令》中的“七軍團于7日晚由瑞金出動”等（錄自《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 第331-335頁）。這就是中央紅軍主力進行長征前夕，中央給七軍團著名的兩個訓令。
    在此，我們通過對該訓令進行認真細致地解讀和研究，對七軍團作為北上抗日先遣隊出動前后的所有重大的歷史事件及前后細節，進行縝密的分析和準確的定位把握之后，這就不難發現：1934年7月6日黃昏，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團從江西瑞金紅軍大學駐地的操場秘密出發，它僅是一般常規意義上來講的部隊從原先的駐扎地向集結地進行集中的出發，這種“出發”，不能等同于軍事學意義上講的即作為中央蘇區的戰略大轉移的第一步驟、作為執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務，而來到福建永安蘇區戰略集結地的具有特定意義的出發。這兩個在不同意義層面上的“出發”，看似相同其實并不是一回事。簡而言之，一個是從江西瑞金的駐扎地的出發，也就是為了執行上級命令到永安集結地的出發；另一個則是：1934年7月15日，為了執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務，在永安集結地紅七軍團和紅九軍團勝利會師時公開發布中央等一系列宣言書之后的出發。這種情形可類比中央紅軍主力長征時的集結地于都，它雖沒有宣言書的發布，但因為它是中央軍委命令中的集結地，僅此一項它就自然地成為紅軍主力長征時的重要出發地之一。
    我們知道所謂的“集結地”，就是軍隊在行動之前集合的地方，全稱為“集結地域”。它是指：“部隊集結和進行戰斗準備的地域。應選在便于疏散隱蔽、便于機動的地方”（錄自《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語》（1982年版）綜合用語 第41頁），“或者是部隊為執行某種任務而臨時集中的區域”。據《軍事大辭典》、《簡明軍事百科詞典》中的詞條解釋，“集結地”即是：“集中地域，是軍隊集中（配置）的地域。在各種戰斗行動中和在和平時期都要給兵團和部隊指定集中區域”，“以便能迅速實施戰斗或離開駐地。”因此，我們從軍事學的特定概念上講，只有這種具備軍事層面的集結后的出發，才是具有為執行某項特定任務及其專屬性質意義上講的出發。
    同時，在這里值得我們特別強調和必須關注的情況是：兩個訓令對七軍團的命令均是以“抗日先遣隊名義”和“抗日先遣隊的旗幟之下”等層面來下達指示的，文中缺失后來成為最重要因素的“北上”二字，這在中央作戰和政治的這兩個訓令中的全部文本內容上均未見體現。我們看到該作戰訓令對七軍團的作戰動作的預定計劃命令中有：“甲、第一步是由瑞金出動，經過連城之北，永安東南，到達福州延平間之閩江地域。”、“向永安東南前進中，應相機消滅敵人八十師及第三師1個團在運動中的部隊，并應與獨九團取得連（聯）絡，然后經尤溪之東約25號到達閩清以西的地域并即偵察北渡。”同樣，在該訓令對九軍團的任務中亦稱：“在第一步中，為協同七軍團的行動，九軍團于8號可渡過永安河，到沙縣以南的地域，并在閩中最高度的發展（游擊）戰爭”。如果完全按照該訓令原先的構想，七軍團和九軍團的協同作戰并相互掩護的戰斗格局將是另外一種景象。所幸的是決策者在最后的時刻對命令進行了慎重的修改，在“渡永安河，到沙縣以南的地域”之句，原抄件上曾被鉛筆劃了杠，旁另寫有“到小陶準備截擊敵人八十師南移部隊。”（錄自《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200年7月第一版 第3405-3415頁）。根據兩個訓令的指示中央給七軍團的任務是：“（1）最高度的在福建、浙江發展游擊戰爭，創造游擊區域，一直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諸地界建立新的根據地。（2）最高度的開展福建、浙江的反日運動等”。這就明確地說明：兩個訓令行動任務的中心基本出發點都是福建，第一步就是紅七軍團、紅九軍團必須在永安小陶一線集結并形成協同作戰的態勢，為完成北上抗日先遣任務而相互配合行動，他們必須要在指定的時間、地點集結會師，訓令這一臨時變更并特別強調的“共同地點”就是福建永安的小陶蘇區。
    對此，在紅七軍團出發之前，軍團長尋淮洲、政委樂少華，曾經專程騎馬趕往江西廣昌南部的新安鎮和紅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共同進行詳細的研究，雙方認真協調部隊進軍事宜。兩大紅軍主力軍團遵照中央所賦予的執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務，紅七軍團在軍團長尋淮洲的率領下從駐扎地瑞金出動，秘密移師經長汀、連城進入戰略集結地永安小陶洪砂、石峰一線。紅九軍團則在軍團長羅炳輝帶領下，亦從江西寧城地區的駐地秘密出發，由清流沙蕪塘進入永安安砂，隨后揮師小陶，開始實施“東線行動”，擔任護送北上抗日先遣隊過閩江的任務。
    “紅九軍團，接到命令后迅速從江西出發，經石城、寧化、清流、向永安進發，其先頭部隊于7月9日晚進入永安小陶鎮西北面的凹頭、牛乙坑、高際坑、石峰一帶，隨之進占小陶鎮，在小陶筑起一道防線，密切注視駐扎在連城、清流兩縣的國民黨八十三師、第三師、第九師的動向，等待紅七軍團的到來。7月15日，紅七軍團主力由連城塘前、堯家畬進入永安境內洪砂，與紅九軍團先頭部隊會師后，經麟厚、冷水溪、大小吳地到達漳平的香寮。隨之兵分兩路，一部經洪田、湍石、上石、西洋，占據永安城郊的黃歷、桂口，對永安城形成包圍之勢；另一部經桃源直逼大田。與此同時，紅九軍團主力也于19日抵達永安，與紅七軍團一起對永安城形成鉗形包圍，造成攻城之勢，城中守敵攝于紅軍聲威，緊閉城門龜縮城內等待援兵。為解永安之圍，國民黨派出3個師又18個團的兵力急忙向永安逼近。紅七軍團趁敵軍未弄清紅軍戰略意圖，迅速將陣地移交給紅九軍團后繼續北上”（錄自《紅色鐵流——紅軍長征全錄》上、下冊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 組織編寫 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2006年9月第一版 第176-177頁）。
    我們從該訓令中還看到：“并應與獨九團取得連（聯）絡”的指示。紅軍獨立第九團，簡稱“紅九團”或“獨九團”，它是直接由朱德、周恩來、劉伯承、賀昌等中央軍委領導指派，具有建黨、建軍、建政，執行外線“遠殖游擊”艱巨任務的英勇軍隊，它直屬中革軍委領導。獨九團在團長吳勝、政委羅桂華（后由方方接任）的領導下，部隊深入連城、寧洋、漳平、永安地區，進行了攻打永安、夜襲寧洋等大小上百次戰斗，建立了巖連寧邊區，在第五次反“圍剿”戰斗中，它的地位和作用越發顯得重要。在紅七軍團和紅九軍團的集結地域小陶石峰一線，獨九團是作為閩西蘇區的主人歡迎中央紅軍兩大軍團萬余客人的到來。
   “1934年盛夏，一別燕城數月的七軍團又從江西出發，經長汀、連城來到了大、小陶。并肩戰斗的兄弟部隊重逢，免不了親熱一番。這次七軍團是執行抗日先遣的任務，奉命由閩、浙、贛邊北上前線。我們長時間轉戰閩西北，熟悉這里的山山水水，接受護送老大哥出閩的任務，全團上下無不歡欣鼓舞。7月下旬的一天，這支隊伍浩浩蕩蕩出發了。九團為前衛，經永安縣的上石、西洋、三元縣的三溪口，沙縣的朔源，在尤溪口附近渡過閩江”（錄自《憶紅九團》李德安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9年2月第一版 第59頁）。在這里我們解讀到“這次七軍團是執行抗日先遣的任務，奉命由閩、浙、贛邊北上前線。”即北上抗日先遣隊是首先從福建省永安小陶集結地開始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程。
    根據《中國國民黨大事記》記載：“7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和革命軍事委員會頒發《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以尋淮洲、粟裕領導的紅七軍團組成抗日先遣隊，先于是月6日從瑞金出發，進軍福建，”（錄自《中國國民黨大事記》李松林等編 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8月第一版 第240頁）。
    當時，中央交給北上抗日先遣隊的任務是：紅七軍團應在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先遣隊的旗幟下，“經過福建而到達浙皖贛邊行動”（錄自《回憶閩浙皖贛蘇區》載 劉英：《北上抗日與堅持三年斗爭的回憶》1940年寫于皖南 方志敏 邵式平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12月第一版 第191頁）。劉英是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政治部主任，他理解中央的北上抗日先遣戰略意圖是“經過福建而到達浙皖邊的行動”。紅七軍團執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務，是以福建為戰略基本起點，這是遵照中央指示并和兩個訓令的戰略中心思想完全保存一致的。在《曾尋樂關于七軍團對打擊敵左右縱隊之意見致朱德電》（1934年9月19日）中亦稱“我們自閩北出發后”，由此可見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最高“三人團”的領導，也是認定該先遣隊是自福建出發。
    在《中央局宣傳部關于擁護紅軍北上抗日先鋒隊的報告大綱》（1934年8月30日）中，曾最為明確地表明了永安是作為七軍團為執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務的集結地和出發地，中央局宣傳部把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出發時間定格在：“紅軍北上抗日先鋒隊于七月十五日出發”。（錄自《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共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中共江西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發行1991年2月北京第一版 第70-72頁） 該報告大綱距離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出動時間僅相隔月余，作為中共中央權威的政治宣傳部門不會在如此重要的報告中將出發的時間弄混搞差，這個時間就是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在福建永安小陶蘇區公開發布的時間。
    我們還在相關黨的歷史文獻中查找到更加重要確切的資料。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紅軍總部從瑞金梅坑出發踏上征途。在中央蘇區紅軍主力部隊出發時，發布了《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出發宣言》（1934年10月10日），這一宣言的發布雖有“障眼法”之說，但該宣言的政治主張和出發時間，卻是非常重大和明確的，它是中共中央在進行戰略大轉移時的重要的歷史性文件，它與7月15日的北上抗日宣言書，具有前后關聯和一脈相承的關系，它簽署的時間后來一直是作為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出發的權威的基準時間。該宣言明確宣稱：“本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奉了我中央蘇維埃政府、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出發抗日”。該宣言還稱：“我紅軍北上抗日第一先遣隊前幾月由福建出發北上”。
    這里的“由福建出發北上”，當然不是指長汀，也不會是指連城，它在時間、地點及性質等諸多要素上均已十分明確地表明：它是從福建永安小陶蘇區的出發。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出征集結地——永安，在中央蘇區領導高層和共產國際的軍事戰略中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1934年1月8日，在《中央局關于今后任務的指示》中說道：“永安做我將來在東北方向行動的根據地”（摘自《中央檔案館40卷1號》）。同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中央蘇區的電報》（絕密）中又指出：“為了能在這個過程中贏得更多的東西和盡可能防止出現另外三種前途，我們三軍團應該選擇永安這個最合適的地區作為作戰基地”（錄自《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十四卷 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2007年第一版 第13-16頁）。在中央《劃分軍區、分區及目前任務的命令》（1934年5月15日）明確提到：“軍區并直接領導獨九團向永安、寧洋、龍巖北部漳平及以東的遠殖游擊動作”（錄自《周恩來軍事文選》第一卷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 編輯 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331-337頁）。
    對于1934年7月15日的“北上抗日宣言”，當時是否在瑞金和永安兩地同時發布的問題，我們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第一章 “紅軍長征的序幕”中讀到：“部隊編成后，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領導人接見了軍團領導，進一步明確了紅七軍團北上任務，要求在一個半月內趕到皖南地區，發動、組織和武裝該地區的群眾，建立小塊蘇區，以推動該地區革命形勢的發展。并強調：要大力宣傳黨的抗日主張，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中央還趕印了《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告農民書》、《中國能不能抗日？》及《擁護紅軍北上抗日運動口號》等宣傳材料，共160萬份，供紅七軍團沿途宣傳和散發”（錄自《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 山西太原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6年9月第一版 第8頁）。由此可見，中共中央為了使北上抗日先遣隊的行動更加師出有名，該宣言書等是“供”紅七軍團沿途宣傳和散發。為此，我們還仔細地查閱了1934年7月份以來的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該報通常刊登中央政府重要文告和主要領導人的主要講話。但是，7月15日前后均未見有相關報道，該宣言只是在8月1日的第二二一期，始見全文首次刊載。同期，《毛澤東談目前時局與紅軍抗日先遣隊》發表，文中宣稱：“蘇維埃政府與革命軍事委員會已下令全國紅軍隨時準備隨著先遣隊出發”。與此同時，中國工農紅軍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由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負責出版、鄧小平擔任主編的《紅星報》，也是在八月一日的第五十六期，才全文刊載了該宣言。朱德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關于八一節給全國工農紅軍的命令》中說道：“在八一的斗爭日，紅軍中全體的指揮員及政治人員應深切解釋工農紅軍上述的兩大任務，并將這一命令及中央政府軍委關于紅軍先遣隊北上抗日的宣言和抗日誓詞，向全體部隊宣布，并要傳達到每個戰士中去”（錄自《紅色中華》一九三四年八月四日 第二二二期）。此后，有關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行動報道和文件講話才多見刊載。由此可以斷言，在永安小陶蘇區發布宣言之后的第16天，中央蘇區瑞金才見諸報端，永安是《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毫無疑義的第一時間發布地。 
    “紅七軍團迅速突破了封鎖線，又以急行軍的速度于7月15日與擔任兩翼掩護任務的羅炳輝統帥的紅九軍團數千人在永安縣小陶鎮勝利會師”。“兩軍團會師的小陶是個典型的帶有中世紀特色的小集鎮，手工作坊和私營小雜貨攤頭擠在一條狹小的彎曲的長街上。九軍團團政治部設在街盡頭一座古典式房屋內”（錄自《天殤——紅色抗日先遣隊殉難始末》郜建輝著 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 1995年10月第一版 第46、60頁）。獨九團還動員群眾忙著燒開水、騰房間，唱山歌、洗衣服等慰問主力紅軍。部隊為了應付緊急情況的發生，兩大軍團除核心主力共同駐扎外，其余部隊均分散宿營在附近的下湖口、洪砂口、山桐林、黃沙窯、張家山等地。次日，敵機數架轟輪番炸了小陶鎮。
    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出征集結地，永安小陶原屬寧洋縣界，該縣區域包括現在行政版圖永安的西洋鎮、洪田鎮、小陶鎮，該三鎮歷史上均是由永安劃屬寧洋縣。據1934年繪制的《寧洋縣全圖》記載：當時寧洋縣分四個區，其中第四區是現在小陶的歐頭、長尾、石峰、洪砂口、桐林、黎坪、麻鋪、小陶、上湖口、大池、下湖口、半溪、青石、隔口、巖前坑、浮竹、后洋、洋頭、松林、奇河、山崇嶺、棗林、江洋地、北山、黃淡坑等；而張家山、坑頭山、大吳地、泠水溪、小吳地、北羅畬等村則屬寧洋縣第一區。
    早在1927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組織下，寧洋縣已是閩西北較早有黨組織活動的地區之一。當時寧洋縣約有15000名有組織的農友，境內北部的雙洋、赤水的農民運動亦聲勢浩大。這些革命群團組織因勢利導，有效地開展減租、反對苛捐雜稅的斗爭，在民眾中播撒革命火種。1929年5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第二次入閩，開辟了閩西革命根據地，在小陶一帶留下了足跡和身影。同年8月2日，紅四軍二縱隊與三縱隊在白沙會師，向寧洋縣城進發。4日，朱德率兩縱隊一舉攻下寧洋縣城，并大量張貼布告和標語，沒收土豪劣紳的財糧。9月6日，《中共福建省委致閩西特委及前委信——目前政局與閩西斗爭策略》中進一步指出：“我們對付會剿的策略，是繼續運用游擊戰爭的方式，發動農民群眾起來斗爭：（一）發動群眾斗爭的區域除閩西及鄰近縣份如連城、漳平、寧洋、永安之外，并應擴大到泉屬、大田、德化、永春以及仙游、莆田。（二）省委完全同意你們一面以四縱隊留閩西一帶與農民群眾發動斗爭來防御反動軍隊的進攻以保障自己事得勝利；一方面以二三縱隊由漳平向泉屬發動農民群眾的秋收斗爭，這一行動是擴大農民土地革命斗爭，同時便是牽制反軍向閩西進攻，保衛閩西的勝利。”（錄自《中共福建省委致閩西特委及前委信——目前政局與閩西斗爭策略》1929年9月6日）。 
    1930年3月，閩西交通總局成立，它以龍巖為中心，開辟了4條干線郵路，其中之一即為：龍巖—漳平—寧洋。同年5月，閩西蘇維埃政府在向全國蘇代會呈送的《閩西出席全國蘇代會代表的報告》，明確記載了漳平、寧洋、龍巖、永定、長汀、上杭、連城、武平都是赤色區域。這是閩西蘇維埃政府對寧洋革命根據地的首次認定，更是寧洋人民土地革命長期浴血奮戰的重大成果，標志著寧洋革命根據地的正式形成。同年7月8日-21日，中共閩西特委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龍巖縣城召開。《閩西特委工作報告》中充分總結了在蔣馮戰爭爆發之后，占領龍巖、永定二城和相繼打下永福、漳平、金豐、四都等地，閩西局面大開展的革命形勢，指出閩西蘇區包括龍巖、長汀、永定、漳平、寧洋等12個縣，可見，寧洋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已成為閩西工農武裝割據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中央主力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關鍵時刻，中國工農紅軍獨立第九團，挺進中央蘇區東線，開展“遠殖游擊”戰爭，部隊直屬中革軍委領導。“方方率寧化獨立營二百多人到達永安后，召開紅九團營以上干部會議，傳達中央軍委葉坪會議精神”（錄自《福建革命戰爭史稿》主編廖開助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6年2月第一版 第62頁）。1934年3月26日，紅九團一千五百余人夜襲寧洋縣城，殲滅寧洋縣保安團700余人、繳獲槍支400余支、子彈5萬余發、食鹽4千多斤、洋油20余桶和大量布匹，沒收國民黨寧洋縣政府銀行5千余塊銀元。寧洋人民主動幫助紅軍將軍需物質運送到中央蘇區，支援反“圍剿”斗爭。同年4月18日，紅九團配合紅七軍團，一舉攻克永安，并建立了紅色政權——永安縣革命委員會。5月9日，已接替紅七軍團防務永安城任務的紅九團遵照中革軍委的命令，主動撤離永安，轉到巖、連、寧、永四縣交界邊區，建立游擊根據地。7月，團長吳勝率部設伏寧洋的鄒家山，紅九團以小股部隊誘敵深入，主力則集中在鄒家山設下埋伏圈，經過一天激戰，擊潰省保安十二團，敵殘部向漳平縣城潰退。隨后，紅九團橫掃巖連寧永四縣交界處的各村反動地主武裝，為立足巖連寧永邊區掃清障礙。此后，紅九團發動成立巖連寧特區革命委員會（蘇維埃政府），機關駐地蘇一田、中村。11月，紅九團在寧洋縣蘇一田成立巖連寧邊區革命委員會，方方任主席。至此，紅九團不僅成功地破壞了漳寧線敵人的筑路計劃，還在建立游擊根據地的同時，并在當時的寧洋縣境域建立了寧南、寧東、寧西、寧北四區蘇維埃政府，成立了中村、張家山、吳地、呂鳳、鄒家山等區鄉蘇維埃政府。“在寧洋的蘇益田建立了巖連寧邊區縣革命委員會，建立了縱橫三百余里，人口四五萬的巖連寧游擊根據地”（錄自《閩西人民革命史》1919——1949 中共福建省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著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2006月第一版 第413頁）。
    我們根據綜合研究黨史文獻和地方歷史資料，現已有充分的理由來再次證明：北上抗日先遣隊從江西瑞金的駐地的出發，僅是一般常規意義下的出發，即是為了執行“關于派七軍團以抗日先遣隊名義向閩浙挺進的作戰訓令”向福建永安小陶蘇區集結地的出發。“軍事出征是從集中地開始的，集中地就是出發地”（錄自《從紅軍出征的共性特征談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的時間和地點》《黨的文獻》2005年第2期 作者黃鵬生）。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所執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務的集結出發地是福建永安小陶。永安小陶作為北上抗日先遣的戰略集結出發地，是建立在中共中央和北上抗日先遣隊等多個宣言書同時發布的基礎上；它是以中國工農紅軍七、九兩大軍團在福建永安小陶集結地的勝利會師，同時與紅九團等多個部隊的行動協同配合等諸多條件下集約復合而構成。因此，形成了北上抗日先遣隊為執行中共中央的命令，首次在福建永安小陶對外界公開了中國工農紅軍軍事戰略的轉變和紅七軍團作為北上抗日先遣隊出征的最新消息。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出動，是最先執行共產國際同意戰略轉移的復電和中共中央“開始與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的命令，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亦宣稱：“抗日先遣隊的派出，還僅僅是對日作戰的開始”。中央賦予的這些戰略任務，都是具有最高層面的性質和具備革命里程碑般的偉大意義。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是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在中央紅軍主力進行長征之前，從中央革命根據地派出的一支戰略性部隊。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從福建永安戰略集結地的出征，是中共中央戰略大轉移付諸實施行動的第一步驟，它是北上抗日第一軍。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作為長征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福建永安集結地的出動，具有揭開長征序幕暨戰略大轉移開始實施的偉大歷史意義。
    綜上所述：1934年7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等為代表的四部宣言書，是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等聯名簽發的具有最高的權威性，它們同時在福建永安小陶發表后，“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這一旗號才首次公布于世。因此，福建永安成為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戰略集結出發地；成為具有實質性揭開長征序幕的北上抗日宣言書的第一發布地。因此，永安是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戰略集結出發地；同時，永安也是長征最早的出發地。
             

               北上抗日先遣隊揭開長征序幕 永安是紅軍長征最早的出發地 

    毛澤東在長征結束不久，就對紅軍長征的意義，作了歷史性的深刻闡述，他說道：“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古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上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每人的兩只腳，長驅二萬余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么廣大的民眾怎么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獲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的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干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誰懷疑我們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誰就會陷進機會主義的泥坑里去。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第149-150頁）。
    那么，中央紅軍又是從什么時間開始長征的？關于這個問題，雖然長期存有爭議但似乎又早已形成定論，即：“１９３４年１０月10日，中央紅軍從江西瑞金出發開始長征”。這是以中革軍委在瑞金發布長征出發命令和中央紅軍首腦機關離開瑞金出發為標準。在以往的黨史研究中還有人則認為應該以集結地作為紅軍長征開始的地點，有的人則認為長征的出發地不只一處，紅軍是分別從福建的長汀、寧化，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發的。著名的黨史專家石仲泉認為：“紅軍各部和中央機關分駐不同地方，接到轉移命令后離開所在地。就此而言，這就是他們各自開始長征的出發地。但是，他們又不是從所在地直接離開中央蘇區各自長征的，而是奉命都先到于都集結，做好最后的準備，然后才統一地離開中央蘇區開始長征。因此，紅一方面軍的長征應該以離開最后的‘集結出發地’于都為標志，同時不否認其他地方也是紅軍長征的‘出發地’”（錄自《聚焦紅軍長征史上的幾個重大問題——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訪談錄》載《上海黨史與黨建》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號 作者劉海音）。
    對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的時間和地點，中共黨史界有多種不同的看法。就目前看來最科學的一種說法則是從軍事出征的共性特征入手，從隊伍集結開始計算，得出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的確切時間和地點。紅軍長征具有戰爭和遷徙的雙重特性。她不是一時一地的戰爭，而是長時間的、邊打邊走的戰爭。“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把革命的退卻與革命的進攻有機地結合起來，即把戰略大退卻同北上抗日的總目標結合起來，高舉抗日救國的旗幟，為迎接中華民族團結抗戰奠定了基礎”（摘自《紅軍長征全史》第一卷 鐵流滾滾——紅一方面軍戰史 主編 劉喜發 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2006月第二版 第1頁）。這就充分說明，長征的勝利主要是長征中的各路紅軍在中央的領導下互相配合，共同奮斗的結果。“長征精神”的鑄就也同樣是各路紅軍，各方面的革命力量集體奮斗的結晶。最早出動的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所擔負任務的性質是與長征的總目標完全一致的，它們是在一個完整的戰略體系中具有前、后之間的密切關系。實際上，長征出發地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第五次反“圍剿”后期，整個中央根據地 （范圍包括于都、瑞金的全部，興國、寧都、石城、長汀、會昌的一部分以及贛縣、安遠同于都的交界地區） 都是中央紅軍長征的出發地。
    1934年5月，博古等人決定在李德住所召開“小型會議”，研究紅軍突圍轉移方向和準備工作，通過了中央紅軍放棄中央蘇區進行大轉移的方案，即后來的長征方案。會議后，向共產國際發了一份請示電報，將中共中央有關這一重大決策的請示報告，報請共產國際批復。1934年6月25日，共產國際通過上海中共情報站，向中央蘇區轉來了復電：同意中共中央關于準備實行戰略轉移的請示報告。接到共產國際的復電后，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了會議，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具體負責戰略轉移的籌劃工作。當時，這是黨的最高機密。書記處決定，只把共產國際復電同意轉移傳達到黨政軍機關極少數最高負責人。并且宣布“突圍的傳達范圍只限于政治局和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這是紀律，任何人不得違背”。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下屬的一個支部，組織上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中共中央更換領導人都要共產國際的批準，從這個意義上講戰略轉移的程序已經具備。雖然，中央蘇區和紅軍部隊，仍在采取“短促突擊”的戰術，于蘇區中心邊緣全線防御，但是在實際上，紅軍總部已在中央的指示下，不露聲色地進行著轉移前的秘密準備工作。由紅七軍團秘密組建的“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亦稱“紅軍北上抗日第一先遣隊”它的出征就是中央蘇區在實施戰略轉移啟動工作時最早進行的一次戰略行動。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出動，是在共產國際來電批復之后，在中共中央“黨的最高機密”下的第一步具體行動，這在理論和實踐的意義上，已經毫無疑義地表明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出動，是實施中央蘇區戰略大轉移的第一步，這種出動就是戰略轉移或是長征的開始。
    長征出發的時間之所有變得如此撲朔迷離，這和李德的想法分不開，他認為：“突圍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確保突然行動的成功，這是取得勝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錄自《中國紀事1932-1939》奧托•布勞恩著 現代史料編刊社 1980年版第106頁）。所謂“保密”，是對敵人保密，像這樣大規模的戰略行動，需要幾十萬人參加的行動，竟然采取如此措施，這首先是對我黨我軍廣大干部、戰士的不信任。這也是長征初期，造成嚴重損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不作動員解釋，始終秘而不宣。“撤出中央蘇區，是一種大規模戰略性轉移，是幾十萬人統一的大動作，應該動員起全黨全軍和全蘇區人民的積極性，共同努力，一致奮斗”）（錄自《長征全史》劉晶芳 李東朗主編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1996年10月第一版 第54-55頁）。
    我國資深黨史研究專家、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葉心瑜，在她的《放眼看長征》著述中說道：“北上抗日先遣隊出發，已是長征的開始”。她說：“1934年7月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奉命自瑞金出發，向閩、浙、贛、皖等省出動，吸引和調動部分敵人，減輕中央根據地的軍事壓力，宣傳和推動抗日斗爭，至1935年1月在懷玉山失敗，前后歷時六個多月，行程5600多里，進行了30多次重要戰斗，震動福州、杭州、徽州、蕪湖，直至南京等國民黨統治中心地區，吸引了國民黨近20萬兵力，策應了中央紅軍的突圍西征。為此，它應為中央紅軍長征的組成部分，不能因它失敗而不承認它是中央紅軍長征的組成部分；第二，它出發時的名稱，是‘北上抗日先遣隊’，說明是作為中央紅軍長征的先遣隊，如果它不失敗，根據紅軍的宗旨和抗日主張也會設法到達抗日前線，或與其它紅軍會合。第三，紅二十五軍以‘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名義由河南省羅山的何家沖出發，然后到達陜北，已算長征的一支隊伍，為什么第一支先遣隊反而不算”（摘自《放眼長征路》葉心瑜著 華文出版社出版 1996年6月第一版 第14頁）。
    1934年8月7日，紅六軍團在湘贛省委書記、中央代表任弼時和蕭克、王震組成的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領導下，為配合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從湘贛革命根據地遂州橫石突圍西征。執行中央紅軍長征先遣隊的任務，為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探索道路。“這就是5月中央‘小型會議’確定的被稱為紅軍抗日第二先遣隊的紅六軍團”（摘自《歷史的驚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紀實》主編 卜松林 李向平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6年8月第一版第21頁）。
    1934年8月，中革軍委派粵贛軍區紅二十二師師長程子華到鄂豫皖蘇區，向鄂豫皖省委傳達了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的指示：紅二十五軍主力要進行戰略轉移，去建立新的根據地。這樣，不僅部隊能夠得到發展，同時也能把敵軍主力引走，減輕鄂豫皖根據地的壓力，有利于留下的部分武裝長期堅持斗爭。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鄂豫皖蘇區革命斗爭實際，省委決定率領紅二十五軍主力撤離鄂豫皖蘇區，實行戰略轉移。由于此前中央蘇區的紅七軍團已經組成了北上抗日先遣隊，鄂豫皖省委為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紅二十五軍主力在戰略轉移行動中，發布了《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出發宣言》。在軍長程子華、政治委員吳煥先指揮下，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名義，開始長征。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紅軍總部從瑞金出發踏上征途。在中央蘇區紅軍主力部隊出發時，也發布了《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出發宣言》。由此可見，自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出動之后，有多支紅軍在進行戰略轉移時均打著“第二先遣隊”的旗號。
   “紅軍長征是分六批從五個地區出發的，第一批由紅七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1934年7月從中央革命根據地向贛東北前進。其后各批是：紅六軍團，1934年8月離開湘贛根據地；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同年10月離開中央革命根據地；紅二十五軍，同年11月離開鄂豫皖根據地；紅四方面軍，1935年3月離開川陜根據地；紅二、六軍團同年11月離開湘鄂川黔根據地”（錄自《歷史上的今天》人民網資料2003年8月1日推出）。由此可見，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作為長征最早出發的這一歷史事實，已經得到權威黨史部門和多數研究黨史的專家學者們的認可。
    葉永烈認為“長征，畢竟不像運動員賽跑。賽跑可以用發令槍發出‘啪’的一響作為起步時間，而一個大兵團不可能在同一時間起步。于是，關于長征的起始之日，也就引起一番爭論。”他說，“關于長征起始之日的爭論，所爭論的不是史實本身，而是以什么作為長征起始的標準”。為此，他建議采用“模糊數學”的手法。其實，長征的起始時間是多元、有著多項、而且是十分清晰的衡量評判的標準，如命令、宣言書、集結地、出發地等具體條件，像瑞金是以命令和宣言書作為標志；于都則是以軍事集結地；長汀、寧化僅僅部分紅軍的出發地。在長征的路上，不僅中央紅軍有長征的出發地，其它蘇區紅軍的長征也有出發地。出發地的評判標準確立后，它不是什么特別的難弄清楚的問題，它們只是在出發的時間、地點、性質存在著一些差異。作為中央紅軍長征最早的出發地，從福建永安出發的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具備有中央訓令、宣言書、集結地、出發地等多重復合條件，它作為揭開長征序幕、前奏等，具有第一個“開始”的特殊性質，它在出發的命令、宣言、時間、地點等方面，是具有最完全的多重要素，這是任何其它一支紅軍的長征隊伍所不具備的。
    “紅軍主力無疑地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贛地區去，縱橫于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御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人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這種方法是必能確定援助它的。”（摘自《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1年8月福建第一版 第236頁）。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行動的路線，正是毛澤東為打破敵人的第五次“圍剿”，曾經多次向博古等人進言的戰略決策，然而卻是一再遭受拒絕。他們是在喪失了出動的大好時機的情況下，不得不想以此調動絕對優勢的強敵，而派出的部隊又孤軍深入，在實力上也完全不相對稱，北上抗日先遣隊以犧牲自我保全整體的戰斗歷程，顯得無比英勇悲壯，可惜中央蘇區嚴峻的形勢已經無法扭轉。
    我們“首先，從北上抗日先遣隊的組建和派出的背景和戰略目的來看。它是在民族矛盾日益上升成主要矛盾，但階級矛盾仍然異常尖銳的形勢下組建和派出的。其戰略意圖既是為了抗日，更是為了中央主力紅軍的戰略轉移”。“其次，從北上抗日先遣隊離開根據地進行遠征轉移的時間和規模來看。它是中央在全國紅軍中最早被派出的一支部隊，它的出動就在實踐上拉開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序幕。這是北上抗日先遣隊和長征關系中重要歷史地位的具體體現。從廣義上說，由于當年各地紅軍分別處在敵軍的分割包圍中，紅軍各主力部隊進行戰略轉移的起始時間，地點各不相同，總起來是分六批從五個地區出發的：第一批即由中央主力紅軍的紅七軍團改編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隊”。（錄自《對方志敏和北上抗日先遣隊與長征的研究》作者：江西省方志敏研究會 執筆：唐志全、陳學明）載《黨史文苑》2006年第24期）。 
    “參加長征不僅僅是中央紅軍，還涉及到北上抗日先遣隊，紅二、六軍團，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這方面的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錄自《十年來紅軍長征研究綜述》作者：吳曉軍 董漢河 載《甘肅社會科學》2006年3期 第106～114，125頁）。
    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和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組織編寫的《今日長征路圖集》一書，他們在編寫說明中稱：“我們與紅軍長征經過的省份（按現在行政區劃）黨史研究室聯合編輯了這本《今日長征路圖集》”、“本圖集編排，以紅軍長征經過的省份（自治區、直轄市）為獨立單元”、“順序為紅軍長征出發地、經過地、落腳點。由于參加長征的有四支紅軍隊伍，相互之間有交叉，因而在編排順序上既按時間，又兼顧線路”。
    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路經福建省長汀、連城、永安、大田、尤溪、延平、古田、閩清、閩侯、福州、連江、羅源、寧德（今焦城區）、福安、壽寧、周寧、浦城等17個縣，留下了大量標語和動人的故事，譜寫了一曲感人的壯歌。所行路線均被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認定為長征路線。
    在該部組織地方黨史部門和黨史工作者撰寫和編輯的《紅色鐵流——紅軍長征全錄》（上、下冊）是近來黨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它仍然是以相同的編輯要求標準，將北上抗日先遣隊列入了長征路線。參加編寫的有關北上抗日先遣隊部分，有央室兩部和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四省的省委黨史研究室。
    1955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一書，在出版者說明中稱：“本書第一輯系匯集紅軍第一方面軍的同志在長征結束以后不久所寫的一部分回憶錄而成”。該書的附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路線略圖》明確地將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行軍路線，經過的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全部列為長征路線。同時，北上抗日先遣隊的集結地小陶全境和永安一部均劃在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的版圖之內。
    該書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慨述》中寫道：“‘長征’是指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間中國工農紅軍自長江南北各革命根據地向陜西、甘肅一帶的大規模戰略轉移。”概述還特別對“長征”一詞的定義進行了注釋說明：“在一九三四年以前，有不少的紅軍部隊，也曾經進行過英勇的遠征，如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間朱德同志領導的南昌起義的部隊自南昌出發經福建、廣東、江西、湖南而轉移到井岡山的進軍，一九三0年至一九三一年間紅軍第七軍自廣西右江向湖南、廣東、江西的進軍，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間紅軍第四方面軍自鄂豫皖邊區向川陜邊區的進軍，一九三二年以后紅軍第二軍團（第三軍團）自洪湖向湘鄂川黔邊區的進軍等。但這些紅軍部隊的遠征，都不在本文所講‘長征’的范圍之內。本文給長征下的定義，是根據毛澤東同志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論聯合政府》等文件中的指示。”依據“本文給長征所下的定義”，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出征，名副其實地成為長征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就是多部長征史所提到的“序幕”、“前奏”、“序曲”、“引子”等。其實，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出發就是長征的開始。1934年7月15日，發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就是實質上的長征宣言書！北上抗日先遣隊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第一軍。
    “紅一方面軍主力的長征，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開始的”。“紅軍在長征中一共徒步走了十一個省：經過福建、江西、廣東、湖南、廣西、貴州、云南、西康、四川；其中走得最遠的部隊，一共走了二萬五千多里。”在這段注釋中稱：“如果包括第二十五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和西路軍的長征，還要加上河南、湖北、安徽、浙江、青海新疆等六省”（錄自《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1955年5月第一版 第452、467頁）。
    2006年6月27日14:30，毛新宇做客人民網強國論壇，以“長征：歷史與未來”為主題與網友交流，就有黨史研究愛好者提出“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紅七軍團北上抗日先遣隊與主力長征，用科學發展觀看，應為同一個長征系統工程”。“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是一個整體行動，前后由先遣部隊紅十軍團（紅七軍與紅十軍合編）、第二、第四、第一方面軍、紅二十五軍和紅西路軍等六支部隊組成。各路紅軍相互依托，相互策應，如血脈相通，骨肉相連。原有蘇區喪失不少，部隊行動目標多變，但信念不動搖，斗志更堅；征程中發生過嚴重錯誤，但能自我修正，改變危局，走出逆境。相繼開辟川陜、黔東、湘鄂川黔、鄂豫陜、川康和川滇黔等根據地。如果沒有這些根據地的配合、保障和支援，長征的前途難以設想”。
    對于長征期間先后出動的幾支紅軍隊伍 由于分別處在敵軍的分割、包圍之中，他們在舉行長征時，起始的時間、地點各不相同，情況亦大相徑庭。對于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出動，人們在研究和著述往往喜歡用前奏、序幕、序曲、引子等。根據詞義解釋，所謂“序幕”有時也稱“引子” 是指事件結構的組成部分之一。它原為戲劇名詞，指某些多幕劇置于第一幕之前的一場戲，用來介紹人物的歷史、劇情發生的起因及暗示全劇的主題，亦可比喻某件事情的開始階段或重大事件的開端。在許多重要黨史著述中均稱“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揭開長征的序幕”，有的則稱為：前奏、引子、序曲等，序幕其實就是開始。“序幕”的同義詞有：“序曲、前奏、先聲、開場、開端、肇端、發端、開初、開始、肇始、起首、起初、起頭、開頭”等等，它就是“比喻重大事件的開端”，或“比喻某件事情的開始階段”。
    朱德曾經把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出動稱為長征的“引子”，引子就是開場白，也就是事件的開始。既然是北上抗日先遣隊揭開了長征的序幕，它當然就是長征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沒有北上抗日先遣隊，長征的歷史便不夠完整。目前許多黨史研究專家已經充分認識到這一點，他們著述中稱：紅七軍團——長征中的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先遣隊是紅軍長征的先鋒軍、紅軍長征的奇兵——北上抗日先遣隊、長征第一支先遣隊——北上抗日先遣隊，等等。因此，我們現在是不是也可以直截了當地說：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出動，它就是長征的開始。

本文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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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對方志敏和北上抗日先遣隊與出征的研究》唐志全 陳學明 江西省方志敏研究會
31、《憶紅九團》李德安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9年2月第一版
32、《歷史選擇了毛澤東——“紅色三部曲”之二》葉永烈著 人民日報出版社 1999年2月第一版
33《紅旗飄飄》（18）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1979年11月北京第一版
34、《中共閩粵贛邊區史》閩粵贛邊區史編審領導小組著 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1999年6月第一版
35、《回憶閩浙皖贛蘇區》方志敏 邵式平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3年12月第一版
36、《福建革命戰爭史稿》主編 廖開助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6年2月第一版
37、《閩西人民革命史》（1919——1949）中共福建省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著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2006月第一版
38、《燕江紅旗》中共永安市委黨史研究室編 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1994年第一版  
39、《軍事大辭典》《軍事大辭典》編輯委員會編 上海辭書出版社發行1993年7月第二版
40、《簡明軍事百科詞典》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編譯　解放軍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５年７月第一版
41、《中國國民黨大事記》李松林 齊福麟 許小軍 張桂蘭編 解放軍出版社出版1988年8月第一版
42、《寧洋縣志》清康熙元年刊本 漳平地方志編輯委員會辦公室整理 天馬圖書有限公司出版 2001年第一版
43、《三明市志》三明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方志出版社出版 2002年8月第一版
44、《永安市志》永安市地方志編輯委員會編 中華書局出版 1994年4月第一版
45、《清流縣志》清流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中華書局出版 1994年12月第一版
46、《漳平縣志》漳平地方志編輯委員會編 三聯書店出版1995年12月第一版
47、《連城縣志》連城地方志編輯委員會編 群眾出版者出版 1993年11月第一版
48、《長汀縣志》長汀縣地方志編輯委員會編 三聯書店出版 1993年8月第一版　
49、《龍巖市志》龍巖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中國科技出版社出版 1993年5月第一版

                                 安孝義
                              2012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