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福建永安是一座濃縮了全國民族抗戰文化歷史的文化名城。據央視《永遠的長征•堅忍不拔》、中共黨史出版社《圖說長征（叢書）序曲卷》等權威資料介紹：1934年7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與紅九軍團在永安小陶鎮石峰村及洪砂一線集結，舉起北上抗日的大旗，并發布了《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北上抗日先遣隊告農民書》、《我們是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三個宣言書，標志著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的正式開始，從此拉開了長征的序幕。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出生于永安下渡村的永安人鄒韜奮，在上海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運動。1935年12月，他與沈鈞儒、厲麟似等人組織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11月，國民黨為了撲滅國內的抗日烈火，逮捕了正在領導抗日救亡運動的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鄒韜奮等七人，釀成七君子事件，遭到全國人民，包括宋慶齡、何香凝等社會名流的強烈反對。鄒韜奮出獄后輾轉重慶、漢口、香港繼續開展愛國救亡工作。1943年因患耳癌秘密返滬就醫。1944年7月24日不幸逝世于上海醫院（今上海市第二人民醫院），終年48歲。2009年鄒韜奮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之一。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認他正式黨員，1944年11月15日，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鄒韜奮同志題詞“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福建省政府從福州內遷至福建中部山城永安，作為戰時省會長達七年半(1938年5月—1945年10月)之久。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一大批革命知識分子、愛國進步人士、熱血青年和一些身份隱蔽的共產黨員云集永安，組成了一支頗具規模的文化大軍。他們以筆墨作刀槍，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輿論，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戰文化活動，使得永安成為東南抗戰文化的一面旗幟。由原永安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林洪通同志退休后編著的《永安抗戰文化史話》共37萬字，于2013年10月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首次印刷1200冊，多數已贈送與林老師有聯系的各界人士，受林洪通老師的委托，現將其中的書稿及相關書評逐一在網上發布，以供各方人士了解永安抗戰文化。本次網頁發表的是林洪通編著《永安抗戰史話》304頁至313頁《論黨對永安抗戰文化活動的領導》，其他書稿及其書評將陸續發布。搜索“林洪通編著”或本網頁中的相關標題或關鍵字句，可找到本網頁。搜索本文標題，在其他網站，多數有照片。受托網上發布者管其乾歡迎各界人士到永安市小陶鎮石峰村、永安市吉山村等地參觀國家級永安抗戰遺址群。】

             論黨對永安抗戰文化活動的領導

                              林洪通 李萬成
                    
    抗日戰爭時期，永安作為福建的戰時省會達七年余。許多革命知識分子、愛國民主文化人士和中共地下黨員，以及許多熱血知識青年聚集永安，他們用筆作武器，以新聞機構、出版機關或報刊等為陣地，宣傳抗日救亡，使山城永安成為我國東南抗日文化十分活躍的地方。永安的抗戰文化活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共產黨員、革命知識分子和愛國進步的文化人士共同奮斗，進行思想文化斗爭的豐碩成果。本文擬就永安抗戰文化活動黨的領導形式及其特點作一粗淺探討。
    盧溝橋事變發生后，蔣介石發表了團結御侮的談話，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形成。但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逐步形成的過程中，國共兩黨的斗爭并沒有停止過。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了五屆五中全會，政策重點由對外轉向對內，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一整套辦法。國民黨在大后方強化特務統治，繼續大肆破壞中共地下黨組織，捕殺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其間，福建的國民黨頑固派也進一步明目張膽地向各地的共產黨機關和人民抗日武裝隊伍加緊軍事進攻和破壞活動。福建的局勢仍處于緊張之中。
    根據形勢的急劇變化，為了防范國民黨頑固派隨時可能發動的突然襲擊，避免革命力量的不必要損失，黨中央對黨的組織形式、斗爭方式和工作方式作出了新的部署。中央指示大后方黨的組織應“善于隱蔽自己的力量，要以埋頭苦干的精神去進行持久的工作”。對于國統區，中央要求黨的領導機關“力求短小精干”，黨的組織求精不求多，不應大量發展。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關于鞏固黨的組織決定中指出：“黨的發展一般的應停止，而以整理緊縮嚴密和鞏固黨的組織工作為今后一定時期的中心任務”。1940年5月4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給東南局的指示中再次明確指出：“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工作，則應和戰爭區域、敵后區域不同，在那里是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
    根據中央的有關精神，中共福建省委對城市工作方針也相應作了新的調整。1940年4月，省委在《關于新形勢與抗日戰線的新任務》中，指出城市秘密工作的任務應當“是顧及整個的、是合法的、是群眾的”。福建黨的工作開始側重于以公開職業的掩護，利用各種合法的機會開展抗日救亡活動。此外，福建省委還陸續將城市中的“紅干部”撤退轉移到農村隱蔽。在這特殊的斗爭形勢下，中共福建省委沒有在永安建立一級黨的組織機構。雖然省委范式人1940年12月28日給中央的《福建組織報告》提綱中有永安“已成立工委”的記載，但實際上是沒有成立的。
    1942年6月，“南委事件”發生后，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提出黨員要“三勤”，即黨員轉移出去，自己找職業掩護，要勤學、勤業、勤交友。黨員轉移一個地方，不轉黨的組織關系，也不與當地組織發生聯系，不建立組織，也不過組織生活。對于隱蔽在國統區的共產黨員，組織上要求他們不暴露身份，不互相聯系，自己好好工作，起模范帶頭作用，以此來影響群眾，帶動群眾。因此，這一期間雖然陸續有一些共產黨員轉移來到永安，但根據上述原則，永安也就不成立黨的組織機構。這說明，永安在抗戰期間沒有建立黨的組織機構，是當年斗爭形勢發展的需要，是中共福建省委貫徹執行中央有關隱蔽精干方針的必然結果。
    縱觀永安抗戰文化活動的全過程，可以發現，當時永安沒有建立共產黨的一級組織機構，不存在黨的組織指揮系統，既有利于共產黨員的隱蔽，又有利于抗戰文化活動的開展，是符合黨中央的有關指示精神和永安當時的客觀實際的。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既不同于第一次國共合作時的以半公開的黨的形式出現，也不同于十年內戰時期非常孤立的秘密的黨。這一時期共產黨一方面是完全秘密的黨，同時又有空前廣大的社會政治基礎。這就是為全國人民大眾包括國民黨中的抗日愛國志士所擁護和接受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當時，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共產黨員在各個工作部門內有著相當廣泛的合法性可以利用。但由于國民黨限制異黨活動，共產黨還是一個秘密的黨。因此，黨的活動顯然有一定的嚴格限度，這種限度表現在共產黨還不能以黨及黨員的面目去進行公開活動。當時，永安是各種人才聚集之地，要進一步激勵各界人士的抗日熱情，發揮他們在抗日救亡中的積極作用，關鍵是共產黨員如何根據個人的可能，去參加各種公開的社會活動和政治活動；去深入社會的各個層面，與各界人士和廣大群眾保持聯系；去聯絡各種公開合法的社會團體、機關和報刊出版單位，使這些團體、這些報刊成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支點和堡壘。先后來到永安的地下黨員如王毅林、葉康參、盧茅居、劉子崧、羊棗、李達仁、邵荃麟、余志宏、鄭書祥、鐘尚文、謝懷丹等等同志，正確而成功地實踐了黨的組織路線，政治路線和工作路線。
    當時，永安客觀上具備了一定的有利于共產黨員的隱蔽條件。首先，永安作為福建省的省會所在地，各種職能機構名目繁多，很容易在其中任職，找到隱蔽身份的所在。由于是省會所在地，各方面活動，包括文化方面的活動比較多，因此，七年半時間內，先后創辦120多種報刊和編輯出版了800多種書籍，為各種人才施展才智提供了機會。其次，陳儀、劉建緒擔任國民黨福建省政府主席期間，由于國民黨內部派系斗爭，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們的表現與國民黨頑固派不同，曾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開明。他們為了建立自己的言論陣地，除了自己辦有報刊外，還支持部署創辦各種刊物，客觀上容納了一些進步文化人士。在這一環境下，共產黨沒有在永安建立組織機構，顯然有利于陳儀、劉建緒開明度的發揮，有利于抗戰文化活動的開展。因此，在國統區沒有共產黨合法地位的歷史條件下，永安沒有建立黨的組織機構，而是依靠共產黨員的埋頭苦干和先鋒模范作用去影響和推動永安抗戰文化活動開展的做法，是黨對永安抗戰文化活動領導的卓有成效的一種新的特殊形式。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雖然沒有在永安建立所屬的組織機構，但黨的領導作用始終貫穿在永安抗戰文化活動的全過程。
    福建省會由福州遷入永安后，中共福建省委隨即派出干部前往永安開展工作。共產黨員陳培光到永安后，利用在教育廳工作的合法身份，團結有識之士，于1938年秋創辦《老百姓》報，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激勵各界人士抗日救國的熱情。《老百姓》的創刊，為永安抗戰文化活動樹起旗幟。對于吸引更多進步人士匯集永安，廣泛開展抗戰文化活動有重要的意義。因為，永安當時沒有共產黨的組織機構，沒有國共兩黨合作的合法形式可以利用，要團結永安的工農商學兵、愛國民主人士抗日，必須依靠和發展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福建省委派人在永安創辦《老百姓》報，實質上是在這一閉塞的山城，豎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具有相當的號召力和吸引力。可以說《老百姓》報是信號彈，它為廣大進步愛國文化人士發布了抗戰文化活動的號召書，召喚著更多的知識分子前來為永安抗戰文化活動施展才智。所以，永安抗戰文化活動，一開始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開展的。
    1939年，中共福建省委又一次派出共產黨員、原福州文化界抗日救亡協會宣傳部副部長盧茅居到永安工作。盧到永安后，在改進出版社主辦的《現代青年》月刊擔任主編。此外，盧還以多個筆名在改進出版社出版的許多刊物上撰寫文章，對改進出版社各個刊物都有直接或間接的指導作用；并出謀劃策，用以對付國民黨當局的圖書審查。改進出版社作為國民黨福建省政府支持下組建的出版機構，能夠團結一批進步作家，出版許多進步書籍，是與中共福建省委在永安所進行的一系列工作分不開的。這也是利用他人的刊物，出版自己文章，宣傳自己主張的范例。
    為了更好地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福建省委還多次派出干部到永安，向所轄的黨員傳達國內抗戰形勢的有關指示。1940年4月，省委派當時擔任閩江特委青年部長的黃扆禹到永安向高輯光等共產黨員傳達有關黨的指示，同時通過高輯光與盧茅居聯系，敦促他們更好地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永安抗戰文化活動中發揮核心作用。
    隨著永安抗戰文化活動的開展，黨組織對永安的工作也更加關注。1940年4月間，中共東南局文委邵荃麟委派進步作家王西彥到永安開辟抗日文化宣傳陣地，進一步加強了黨對永安抗戰文化活動的領導。在王西彥來永安之前，邵荃麟詳細向他傳達了黨的方針政策，提出要團結人民大眾，包括各界愛國人士，努力開展抗日救亡工作，盡可能利用國民黨的刊物，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王西彥來永安時，邵荃麟還交給他一批現成的稿子，為王在永安辦刊打下基礎。王西彥在他主編的《現代文藝》創刊號上，突出力求回答“誰在抗戰”這一主題，發表了邵荃麟的《英雄》、王西彥的《死在擔架上的擔架兵》等作品。后來，邵荃麟還親自為《現代文藝》組稿，有力地支持永安抗戰文化活動的開展。1940年6月間，邵荃麟受黨組織委派轉移來到永安，直接領導并親自投入永安抗戰文化活動，直至1941年1月初，才奉組織的安排離開永安。
    1941年2月，東南局曾派蔣柏銘（陳明）到永安，組織關系直接同劉子崧聯系，經劉子崧介紹安排在經濟委員會工作，以作掩護。這充分體現了東南局對永安抗戰文化活動的重視和支持。
    中共福建省委和東南局對永安這一陣地的重視，為永安的抗戰文化贏得了活動空間。也充分說明，黨對開展永安抗戰文化活動是進行過具體領導的。
    先后到永安的60多位地下黨員雖然多數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但他們身體力行，在各自的崗位上帶頭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他們目標一致，心領神會，有共同的語言，因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個無形的核心。共產黨員的核心作用，也是黨對永安抗戰文化活動領導的具體表現。如共產黨員、著名的新聞時事和軍事評論家楊潮（羊棗）到永安后，創辦了《國際時事研究》周刊，并在其他刊物上撰寫文章，成為改進出版社衰落以后，永安抗戰文化活動的又一支堅強力量。楊潮日夜操勞、不辭艱辛、忘我工作，在敵人的心臟堅持斗爭的精神，影響和帶動廣大文化工作者，為永安抗戰文化活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在歷時七年多的永安抗戰文化活動中，聚集在永安的共產黨員基本占領和掌握了永安的十多種主要報刊陣地。其余的報刊，也有不少地下黨員和進步同志在那里活動。他們利用小說、詩歌、戲劇、漫畫、雜文、評論、譯文、通訊報道、出版印刷叢書等靈活多樣的形式，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宣傳黨的“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堅持團結，反對分裂”的政治主張，促使永安各界和各階層人士以極大熱情投入抗日救亡斗爭，抗戰文化呈現一派繁榮的新局面。正如1940年9月《中央關于發展文化運動的指示》中指出的“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很可能廣泛發展與極應該廣泛發展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運動。這項工作的意義在目前有頭等重要性，因為它不但是當前抗戰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準備未來變化與推動未來變化的武器。”“對文化運動的進行，應該聯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資產階級（即民族資產階級）與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共同去做，而不應使共產黨員尖銳、突出與陷于孤立。”“要把一個印刷廠的建設看得比建設一支幾萬軍隊還重要。”在永安的共產黨員，正是遵循著黨中央的這些指示精神而努力工作的。
    黨對永安抗戰文化活動的領導，還表現在中國共產黨對永安整個抗日救亡活動的政治領導。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通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中國各階層、各民族、各民主黨派、各抗日團體以及海外僑胞聯合組成的抗日大軍進行普遍深入的政治動員和政治領導。這一政治領導，是通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途徑來實現的。永安抗戰文化活動是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指引和激勵下掀起的抗日救亡活動，是抗日戰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項工作同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下進行的。
    當時，參加永安抗戰文化活動的，除了共產黨員以外，還有進步的非黨文化人士，包括作家、學者、專家、教授、新聞工作者，愛國民主人士和愛國的國民黨人士，革命知識青年等等。他們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的時刻認真實踐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制定的一整套堅持抗戰、推動抗戰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得到永安的進步愛國文化人士的歡迎和擁護。他們所作出的貢獻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下所取得的。
    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當時的主要矛盾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就成為召喚、激勵、率領永安的進步文化人士和各階層愛國人士團結抗日的光輝旗幟。永安的抗戰文化活動，不僅僅限于幾十名共產黨員參加的單一色的文化活動，而是包括各方面進步、愛國人士參加的廣泛的抗戰文化活動。如當時任改進出版社社長兼發行人的黎烈文、擔任省政府編譯室編譯兼省政府圖書館館長的董秋芳、翻譯《資本論》的經濟學家、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的王亞南等等。他們都是三十年代的著名作家、學者，都不是共產黨員。但他們擁護共產黨的抗日主張，自覺地接受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團結各方面的抗日愛國人士，共同抗日。黎烈文在《改進》創刊號上發表的《我們的希望》一文，鮮明地闡述他創辦《改進》的目的是為了“對抗戰和建國兩重工作都能有些許貢獻”。他和改進社的同仁發揚“推重車上峻坡”的精神，出版了許多激勵人們抗日的書刊，使《改進》等出版物成為風行東南各縣的受人民群眾喜愛的讀物。董秋芳則利用省圖書館這一陣地，采購許多進步書刊，這樣，永安打開了一扇透進清新空氣的窗戶，使他所在的圖書館成為傳播進步思想的陣地。此外，如著名學者王亞南、沈煉之、鄭庭椿、章振乾，進步青年諶震，及以程星齡為代表的愛國人士，以顏學回為代表的國民黨左派人士等等，也都接受和確信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綱領，都在他們主持的學術機構和創辦刊物中宣傳抗日，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反對投降賣國。
    由此可見，永安的抗戰文化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非黨的革命知識分子和進步人士來實現黨的抗日主張的。他們所起的作用，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和政治環境中，是共產黨員本身所不能代替的，也是做不到的。這就真正體現了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正確性、廣泛性和重要性。
    顯然，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在永安當時的情況下，這一些來自不同地方、不同階層的人們，是很難形成一個目標一致，共同為著繁榮永安的抗戰文化而努力的政治局面的。正象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形成，全民族的抗戰就難于開展，也不可能屢經風險，在逆境中得以生存和發展。因此，探索黨對永安抗戰文化活動的領導問題，必須充分肯定黨對永安抗戰文化活動的政治領導的歷史作用。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能夠滲透到永安的文化界、學術界、新聞界、出版界等等，深入各階層、各團體，是與當時在永安的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分不開的。也就是說，除了民族的共同利益這一前提外，共產黨員的作用，是黨實現對永安抗戰文化活動政治領導的關鍵。
    當時，在永安的共產黨員，無論是組織派遣來開展工作的，或者是由于所在的組織機構遭受破壞撤到永安的，都能夠自覺地把發動民眾抗日、為抗戰努力工作當作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他們利用各自的合法身份，以自己的模范行動，通過多種渠道和多種形式，造成有形和無形的影響，激勵永安各界人士的抗日熱情，從而加強了黨對永安抗戰文化活動的政治領導。
    共產黨員李達仁，1938年曾擔任過中共湖南寧鄉縣工委書記。因組織被破壞轉移來永安，1943年被聘為《建設導報》主筆。他利用這一陣地，以多種形式和不同的手段撰寫和登載進步文章。用進步的觀點闡述國內一些重要政治時事，單為《民主報》撰寫社論就近百篇。東南出版社成立后，李達仁擔任經理，他除了為《建設導報》、《民主報》撰寫社論外，把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用在出版工作上。東南出版社堅持進步，先后出版了于潮的《方生未死之間》和郭沫若等的進步著作三十多種，鼓舞人民群眾投入抗日救亡運動。李達仁勤奮工作、艱苦創業的精神，為東南社的同仁樹立了榜樣，后來他成為羊棗的得力助手。還有其他共產黨員的模范作用，也進一步促使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各單位、團體、階層得到更好貫徹。
    1944年6月，共產黨員楊潮來到永安后不久，除創辦《國際時事研究》周刊，兼任《民主報》主筆外，還在永安舉辦講座。他一面廣交各界進步人士，熱情幫助青年，夜以繼日工作，一面搞翻譯，寫評論，不顧個人安危，投身抗戰文化事業。他在永安13個月，共撰寫論文120多篇，70多萬字。由于楊潮的影響和帶動，當時在東南出版社和《民主報》等單位的地下黨員和其他革命同志，他們之間雖然沒有任何組織聯系，但卻自然形成了一個身處各個方面，彼此互相協同配合的無形的戰斗集體。楊潮的先鋒模范作用，使共產黨在永安抗戰文化活動的政治領導進一步深入和加強。
    在歷時七年半的時間內，共產黨員在永安的以文化工作為主的各個崗位上，以合法的身份從事各項工作，他們身體力行，宣傳和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有關抗日的方針政策，進一步鞏固和加強了中國共產黨對永安抗戰文化活動的政治領導。這就證明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政治領導是普遍存在的，成為永安的抗戰文化活動也正是在相同的條件下能夠卓有成效得到發展的原因之一。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方針、政策和斗爭策略在這些共產黨員的身上鮮明地體現出來，從而使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政治領導在永安的文化戰線上展示的更具體、更深入。
    綜上所述，抗日戰爭時期，在“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方針下，中國共產黨沒有在福建的戰時省會永安建立黨的一級組織機構。但永安抗戰文化活動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這集中表現在中共福建省委和中共東南局等黨組織及時部署和派出人員前往永安開展的。此外，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體現在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政治領導，這也是黨對永安抗戰文化活動領導的另一種表現形式。還有，沒有暴露身份，單兵作戰的共產黨員的先鋒作用，是黨實現對永安抗戰文化政治領導的關鍵。總而言之，黨的領導，是永安抗戰文化活動得以生存和發展的關鍵，永安抗戰文化活動的歷史經驗，雄辯地證明：加強黨的領導，是我們事業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
                                     1985年8月初稿
                                    2012年4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