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福建永安是一座濃縮了全國民族抗戰文化歷史的文化名城。據央視《永遠的長征•堅忍不拔》、中共黨史出版社《圖說長征（叢書）序曲卷》等權威資料介紹：1934年7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與紅九軍團在永安小陶鎮石峰村及洪砂一線集結，舉起北上抗日的大旗，并發布了《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北上抗日先遣隊告農民書》、《我們是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三個宣言書，標志著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的正式開始，從此拉開了長征的序幕。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出生于永安下渡村的永安人鄒韜奮，在上海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運動。1935年12月，他與沈鈞儒、厲麟似等人組織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11月，國民黨為了撲滅國內的抗日烈火，逮捕了正在領導抗日救亡運動的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鄒韜奮等七人，釀成七君子事件，遭到全國人民，包括宋慶齡、何香凝等社會名流的強烈反對。鄒韜奮出獄后輾轉重慶、漢口、香港繼續開展愛國救亡工作。1943年因患耳癌秘密返滬就醫。1944年7月24日不幸逝世于上海醫院（今上海市第二人民醫院），終年48歲。2009年鄒韜奮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之一。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認他正式黨員，1944年11月15日，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鄒韜奮同志題詞“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福建省政府從福州內遷至福建中部山城永安，作為戰時省會長達七年半(1938年5月—1945年10月)之久。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一大批革命知識分子、愛國進步人士、熱血青年和一些身份隱蔽的共產黨員云集永安，組成了一支頗具規模的文化大軍。他們以筆墨作刀槍，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輿論，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戰文化活動，使得永安成為東南抗戰文化的一面旗幟。由原永安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林洪通同志退休后編著的《永安抗戰文化史話》共37萬字，于2013年10月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首次印刷1200冊，多數已贈送與林老師有聯系的各界人士，受林洪通老師的委托，現將其中的書稿及相關書評逐一在網上發布，以供各方人士了解永安抗戰文化。本次網頁發表的是林洪通編著《永安抗戰史話》295頁至298頁《姚勇來、沈嫄璋政治身份之謎》，其他書稿及其書評將陸續發布。搜索“林洪通編著”或本網頁中的相關標題或關鍵字句，可找到本網頁。搜索本文標題，在其他網站，多數有照片。受托網上發布者管其乾歡迎各界人士到永安市小陶鎮石峰村、永安市吉山村等地參觀國家級永安抗戰遺址群。】

姚勇來、沈嫄璋政治身份之謎
林洪通

筆者曾于1990年撰寫了《抗日戰爭時期永安進步文化活動中地下黨員的組織關系》一文。該文發表于中共福建省委黨校《黨史研究與教學》1990年第5期。文中將姚勇來、沈嫄璋夫妻（均為莆田人，一說仙游人）也劃入“中共黨員”之列，這是不對的，應當予以糾正。
姚勇來、沈嫄璋夫妻倆來到戰時省會永安后，在永安抗戰文化活動中曾作出過可貴貢獻。姚勇來曾擔任過由中共地下黨人創辦的進步報紙《老百姓》報的編輯，后又擔任過改進出版社的六大期刊之一《戰時民眾》主編，又任過《聯合周報》編輯，常以“姚隼”為筆名在《現代文藝》、《聯合周報》等報刊發表進步文章和文藝作品。沈嫄璋也曾任過《老百姓》報編輯，也在《改進》、《戰時民眾》、《現代青年》等刊物發表進步文章。同時，姚勇來、沈嫄璋都是抗戰話劇運動的活躍分子，常是姚勇來當導演，沈嫄璋飾主角。抗敵劇社常在永安文廟大殿前和全省各地巡回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麒麟寨》等救亡話劇，受到各界好評。姚勇來、沈嫄璋都因“羊棗事件”牽連，于1945年7月16日被捕。
抗戰后期，姚勇來、沈嫄璋二人都在《中央日報》（福建版）任記者。姚勇來同時任《中央日報》（福建版）副刊編輯。并主編該報《星期文藝版》。而該報總編輯蔣海溶，是當時國民黨特務組織中統永安區區長。
基于姚勇來、沈嫄璋在永安抗戰文化活動中的進步表現，有人就認為他們是共產黨員。但到目前為止，沒有確鑿證據證明他們加入過中國共產黨組織。然而，就在筆者1990年5月在《黨史研究與教學》發表《抗日戰爭時期永安進步文化活動中地下黨員的組織關系》一文后不久，當年曾經擔任過中統永安區副區長的黃緣炘，在1990年9月24日給中共永安市委黨史研究室寫了一信，信中說：
“關于我的認罪材料《羊棗同志當年遭受逮捕的經過》文中（指由中共永安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的《羊棗事件》一書第一版收入的該文─-筆者注）所寫‘有些和中統特務組織有關的人也被捕了’，指的是姚勇來被捕。姚勇來當時是福建中央日報記者，和當時中統永安區區長蔣海溶是同事。蔣海溶自1943年起在福建中央日報社工作，先任總編輯，后任總經理，一直至抗戰勝利離開永安。蔣在1945年初起，暗中兼中統永安區區長。我就是在他擔任區長組織骨干時，才暗中兼任副區長兼組織股長的。他在‘羊棗事件’發生前，曾經告訴過我，姚勇來是共產黨內的暗線。我們當時稱這樣的人為“特情人”。他是和蔣單線聯系的，有否辦理什么手續不知。不過我沒有聽到姚勇來有供給過有關共產黨什么情報（假使姚有供蔣什么有價值情報，我相信蔣一定會告訴我的）。后當蔣海溶知道姚勇來被軍統逮捕時，蔣心中很有氣的對我說：‘姚也被他們抓去了！’關于姚勇來是特情人情況，在解放初期我的認罪材料中，曾經提過。”
由此，卻從一個側面反映姚勇來、沈嫄璋是在“羊棗事件”發生以前加入了中統永安區的特務組織的。1945年年初，姚勇來就同中統永安區區長蔣海溶開始單線聯系，“羊棗事件”發生，姚、沈于7月16日被軍統特務逮捕，應當說是國民黨內部兩股特務組織間的一場誤會。因為“羊棗事件”是由第三戰區顧祝同的軍統特務組織一手策劃，永安的中統特務組織處于被動應付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姚勇來和沈嫄璋被捕不到三個月即被釋放。姚勇來是以漢奸嫌疑，被押解到鉛山“第四聯絡站”，不久后，轉送到法院釋放的；沈嫄璋是在永安以“保外分娩”名義釋放的。如果他們早先參加過共產黨組織，那么，到1945年初，他們也已背叛了中共。所以，筆者認為，《抗日戰爭時期永安進步文化活動中地下黨員的組織關系》一文中將姚勇來、沈嫄璋劃入“中共黨員”之列是不對的，應予以糾正。
根據姚勇來在獄中的情緒和表現，曾經引起當時被關押在一起的李品珍的懷疑。李懷疑姚是作為“苦肉計”而入獄暗中監視他人的特務。而李出獄以后，又曾在福州、上海二次巧遇姚，更使李生疑，以為自己走到哪里，姚跟到哪里。此疑團至今未解。故筆者曾在2006年7月25日寫信給李品珍，詢問他在永安獄中曾懷疑姚勇來的情況。李品珍老人于2006年8月2日回信說：
“關于姚勇來夫婦事，我知之不多。他們當時在中央日報工作，對于這種人，我們是不輕易相信的。四五年七月十五日下午，我被捕了，一到監房，即看到姚勇來，他說他也被捕了，但若無其事，我即提高了警惕，認為：可能是特務安排的圈套。后來他被解到上饒，不久，放回永安，說是漢奸嫌疑。后來我到福州，他也到福州；我到上海，他也到上海。我在上海擺脫了他。經過只是如此，其他說不上。他們后去臺灣，情況我不知道。這類問題，恐怕只宜向公安機關了解。”這時李老雖已96歲，但記憶十分清晰。
1946年秋，姚勇來、沈嫄璋前往臺灣。姚勇來任臺灣的一家大報《新生報》編輯，沈嫄璋任該報記者。他們在臺灣成為大紅人。特別是沈嫄璋，被稱為“叱咤風云的名記者”、“資深記者”、“大牌記者”，尤以采訪蔣夫人宋美齡和婦聯會新聞出名。新聞界人士均稱她為“沈大姐”。
然而，天有不測風云，1966年國民黨臺灣中統特務組織“調查局”在局長沈之岳的掌控下，對原在永安《中央日報》》（福建版）工作過的人員和在福建新聞界文藝界參加抗日救亡工作的人員，懷疑他們與羊棗有聯系，認作“共產黨分子”。故將臺灣調查局一處處長蔣海溶、副處長李世杰和姚勇來、路世坤、沈嫄璋等打為“匪諜”下獄。他們關在臺灣警總軍法看守所，稱為“城固專案”，對他們施以殘酷的逼供。沈嫄璋被捕后，臺灣調查局勒迫她自誣并供他人。她在獄中不堪蒙受百般凌辱，說有很多事情，我實在沒有做，我只好以死來表明心跡。她終因熬不過酷刑而給三個女兒寫下絕筆信，說我離開你們西去是不得已的。后上吊自殺。死時剛滿50歲。據說死時連衣服都沒有穿。而姚勇來則被判12年徒刑（在此之前姚勇來的胞妹和在空軍服役的妹夫，也雙雙因案被槍決）。姚出獄后顛沛流離，只得在頂好市場后巷的香江大廈當管理員，并兼賣香煙賺些小錢糊口，于20世紀90年代初中風去世。
                                   2011年8月初稿
                                   2012年6月修改

參考資料：
①《新聞界的悲情女特務》。
②《調查局黑牢345天》（李敖出版社1990年）。
③《羊棗事件》（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