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福建永安是一座濃縮了全國民族抗戰文化歷史的文化名城。據央視《永遠的長征•堅忍不拔》、中共黨史出版社《圖說長征（叢書）序曲卷》等權威資料介紹：1934年7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與紅九軍團在永安小陶鎮石峰村及洪砂一線集結，舉起北上抗日的大旗，并發布了《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北上抗日先遣隊告農民書》、《我們是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三個宣言書，標志著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的正式開始，從此拉開了長征的序幕。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出生于永安下渡村的永安人鄒韜奮，在上海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運動。1935年12月，他與沈鈞儒、厲麟似等人組織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11月，國民黨為了撲滅國內的抗日烈火，逮捕了正在領導抗日救亡運動的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鄒韜奮等七人，釀成七君子事件，遭到全國人民，包括宋慶齡、何香凝等社會名流的強烈反對。鄒韜奮出獄后輾轉重慶、漢口、香港繼續開展愛國救亡工作。1943年因患耳癌秘密返滬就醫。1944年7月24日不幸逝世于上海醫院（今上海市第二人民醫院），終年48歲。2009年鄒韜奮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之一。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認他正式黨員，1944年11月15日，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鄒韜奮同志題詞“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福建省政府從福州內遷至福建中部山城永安，作為戰時省會長達七年半(1938年5月—1945年10月)之久。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一大批革命知識分子、愛國進步人士、熱血青年和一些身份隱蔽的共產黨員云集永安，組成了一支頗具規模的文化大軍。他們以筆墨作刀槍，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輿論，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戰文化活動，使得永安成為東南抗戰文化的一面旗幟。由原永安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林洪通同志退休后編著的《永安抗戰文化史話》共37萬字，于2013年10月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首次印刷1200冊，多數已贈送與林老師有聯系的各界人士，受林洪通老師的委托，現將其中的書稿及相關書評逐一在網上發布，以供各方人士了解永安抗戰文化。本次網頁發表的是林洪通編著《永安抗戰史話》280頁至289頁《抗戰時期我國東南獨樹一幟的永安<民主報>》，其他書稿及其書評將陸續發布。搜索“林洪通編著”或本網頁中的相關標題或關鍵字句，可找到本網頁。搜索本文標題，在其他網站，多數有照片。受托網上發布者管其乾歡迎各界人士到永安市小陶鎮石峰村、永安市吉山村等地參觀國家級永安抗戰遺址群。】

抗戰時期我國東南獨樹一幟的永安《民主報》
林洪通
                          
     抗日戰爭時期，在福建戰時省會所在地的永安山城，曾先后出版發行了12種報紙和129種期刊。其中《民主報》是一份有影響的、以力爭民主、宣傳抗戰為宗旨的重要報紙。
《民主報》的前身是《閩北日報》，1936年11月19日創刊于建甌，1942年1月1日改名為《民主報》，均為對開四版日報。1942年10月10日，《民主報》與國民黨福建省黨部機關報《大成日報》合并，出《大成日報•民主報》聯合版，仍為對開四版日報。1943年9月9日《大成日報•民主報》由建甌遷到永安出版，是當時永安的大報之一。《大成日報》雖與《民主報》聯合刊行，但實際編務均由《民主報》人員負責，《大成日報》既不出資，也不出人，只掛個空名。因此，1944年4月1日《民主報》即宣布單獨編印，《大成日報》亦隨即停刊。“聯合版”只辦一年半時間，其中在永安聯合編印的時間只有七個月。就在改版后的1944年4月1日的2932號報紙上，發表了一篇《從新干起》的社論。社論說：“本報于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創刊于建甌，原稱《閩北日報》，民國卅一年元旦改名，同年六月，日寇流竄浙贛鐵路，閩北形勢一度吃緊。本報為配合作戰行動，自七月一日起，一面縮出四開型一張，一面準備遷移于游擊區據點。到十月十日恢復原狀。適大成日報由永安遷至建甌，遂與本報合并，報社址周圍落彈如雨，印刷房全部被毀，不得已自二日起再出四開版。月底印刷機房修復，始又恢復大張。”“……八月一日本報開始遷移永安，聯合版暫停，至九月九日復版。今日起大成日報宣告停刊，本報亦恢復單獨發行，聯合版乃告結束。……在此報艱苦奮斗的七年半中，我們中華民族正與日寇及出賣國家利益的漢奸黨決戰……因此，我們要推動四萬萬五千萬人迎頭趕上世界的潮流，在創造一個獨立民主國家的基礎工作中，盡我們微薄的力量。所以我們平日的言論主張，除對政府社會善意的提出意見外，消極方面，對于漢奸黨固然視同敵人，對于貪污劣亦絕不稍有姑息，以往如此，今后尚如此……”
《民主報》的社長兼發行人是國民黨福建省黨部執行委員朱宛鄰，而實際負責報務工作的副社長兼總編輯是國民黨內堅持愛國抗日的左派人士顏學回。顏學回于1927年1月北伐軍入浙江時在杭州參加國民黨，曾任津浦路黨務特派員，后肄業于北平大學法學系。“九一八”事變時在山東濟南二中任國文教員，曾發動濟南學生到南京請愿，要求國民黨政府出兵抗日，由于國民黨極少數頑固派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顏返濟南后即遭捕并判死刑。幸得輿論界聲援和得到顧孟余、經亨頤等知名人士的多方營救，才沒有被殺。坐了四年監牢后于1936年保外就醫，1937年來到福建任《閩北日報》、《民主報》總編輯。顏學回政治態度比較開明，旗幟鮮明，堅持抗戰，勇于評論時弊，行文潑辣；同時敢于吸收和重用進步人士為其撰稿。因而《民主報》總的傾向是進步的。然而《民主報》是在國統區的國民黨人辦的民營報紙，社長是省黨部執行委員，故報道、言論自然有其局限性。
民主報社址設在永安城西南的東坡，與上橋尾的中央日報社、東南出版社、美國新聞處毗鄰。而營業部則設在城區新街。報社工作人員除總編輯顏學回外，還有編輯主任張乃容，編輯朱侃、何紫垣、陸清源，外勤記者陳陣和資料員謝懷丹，校對長董先治，還有工作人員顧志軒、徐少儀和吳孝楨等。他們均擠在一排極其簡陋低矮的小木屋內，辦公條件頗為艱苦。
《民主報》遷永安出版，是在當時任省政府秘書長的愛國進步人士程星齡的積極支持下，通過省政府主席劉建緒由省政府撥錢資助的。自1943年9月至1945年10月在永安出版發行整整兩年時間。這一時期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節節勝利，中國的抗日戰爭也正逐步從相持階段進入反攻階段，從而奪取抗戰勝利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的《民主報》幾乎每天發一社論，每周發一評論。這些社論和評論的內容，主要是國際時事和戰局的評論，也有對時局的批評建議和對社會黑暗的揭露。特別是1944年6月以后，名記者、著名國際政治軍事評論家羊棗（地下黨員）來到永安，在程星齡的推薦下，顏學回即聘請羊棗為該報主筆，主要是撰寫社論、評論。羊棗到永安發表的第一篇論文就是1944年8月20日的《民主報》《每周評論》《只有犧牲才有勝利》。1944年9月起，羊棗又邀請了在永安的進步文化人士李達仁（地下黨員）、余志宏（地下黨員）、李由農、趙家欣、鄭書祥（地下黨員）、葉康參（早期地下黨員）、謝懷丹（早期地下黨員）、諶震等人組成社論撰寫委員會，分工撰寫每天的社論。自1944年8月底至1945年7月“羊棗事件”發生前的一年時間中，該報就發表了360多篇很有戰斗性的社論。若逢星期天的報紙，則以《每周評論》、《兩周評論》或《星期專論》的欄目署名發表，其中羊棗9篇，王亞南1篇，章振乾1篇，趙家欣1篇，陳凝遠1篇，李達仁2篇，計15篇。除星期天外，其余均作為不署名的社論。為了弄清撰寫社論的實際作者，筆者在擔任中共永安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期間，曾邀請了當年“社論撰寫委員會”成員中尚健在的李達仁（李品珍）、趙家欣以及王一帆等三位老同志進行考證、辨認，以確認社論出自誰的手筆。三老于1992年9月匯集永安，為時7天，閱讀、回憶、研究、辨認我們所征集到的360多篇《民主報》社論。他們住在招待所，每天準時到黨史辦上班。他們根據當年撰稿人各自獨特的寫作風格，筆鋒所向，加之細致的回憶，然后才審慎地確定每篇社論出自誰的手筆，并鄭重地一一簽名在案，以示負責。結果，只辨別出部分社論作者，其中羊棗67篇，李達仁70篇，趙家欣37篇，葉康參31篇，余志宏4篇，諶震2篇，鄭書祥2篇。盡管三位老同志作了最大努力，仍有100多篇社論未能確認作者。這里還要一提的是，我們在征集這批社論的過程中，得到福建省圖書館劉大治同志和福建畫報社吳寶光同志的大力支持，否則也無法完成這—考證、辨認工作。
當年這批社論和評論的發表，不但在國統區的報刊上獨樹一幟，而且刷新了《民主報》的論壇。特別是羊棗撰寫的評論，消息快速，文筆犀利，分析精辟，立論正確，主旨是論抗戰必勝，反法西斯戰爭必勝。在社論委員會未組織之前，羊棗即在1944年8月13日的《每周評論》欄發表了《只有犧牲才有勝利》、8月20日發表了《普遍實現聯合作戰》和8月28日發表了《人民的力量是偉大的》三篇署名文章。在《只有犧牲才有勝利》一文中，除了熱情贊揚衡陽軍民力抗強敵、困守孤城45天的愛國犧牲精神之外，也鞭撻了國民黨最高當局消極抗戰、致使此役招致被動挨打的局面，同時該文以“每條河都有蘇聯人的血”為小標題，熱情贊揚蘇聯軍民的犧牲精神。在《普遍實現聯合作戰》一文中，作者闡述了歐洲戰場、太平洋戰場和東方戰場的戰局，指出必須普遍實現聯合作戰才能打敗侵略軍。在結論中寫道：“我們仍有權利和理由要求除太平洋海上前線以外，聯合作戰在東方戰場一切方面的實現”。在《人民的力量是偉大的》一文中，作者謳歌了人民力量的偉大，提出“重建我們的全民抗戰”的問題，寫道：“如所周知，我們的抗戰是全民抗戰。如果我們要克服我們一切物質的不利點，我們就必須把我們的本質的最大有利點徹底發揮與利用；換言之，即我們必須把全民抗戰真正實現在全民的基礎上，必須使每一個民眾動員起來，為自己的國家民族和自己本身而戰斗……一切善惡都是相對的，但人的行為卻也有一個最后的衡量：它是否為了大多數人民，為了人類整個的利益。同時，也只有真正為人民的利益的行為，才必然得到最后的成功。”這些觀點出現在《民主報》的報端，有力地宣傳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全面抗戰”的主張，這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核心。《民主報》公然刊登支持中共主張的文章，大大提高了它在人民群眾的聲譽。此后，羊棗接連不斷地撰寫了《法國的內地軍》、《太平洋新攻勢》、《巴爾干解放戰》、《莫斯科會議的任務》、《意大利的新生》、《論西歐集團》、《論蘇軍的勝利》、《偉大的勝利》、《最后決戰前的歐洲戰局》、《縱談我國戰局》、《日本顫栗了》、《今日之蘇聯》等60多篇社論達12萬字以上。李達仁撰寫了《養成實事求是的作風》、《改善兒童教育》、《南斯拉夫的再生》、《戴高樂訪蘇》、《論黔桂戰役》、《瞻望新生的世界》、《開展生活態度的改變運動》、《我們還需要進步》、《論革新社會風氣》、《東線蘇軍即將總攻》、《增進中蘇邦交》、《世界政治的坦途》等60余篇社論。趙家欣撰寫了《懲貪獎廉改良政風》、《由敵寇登陸閩海說起》、《動員民眾的先決條件》、《擴大新聞自由運動》、《結束戰爭的攻勢》、《居官、做事、為學》、《日寇的最后賭本》、《圍攻日本與華南戰場》等30多篇社論。葉康參撰寫了《世界戰爭新局勢》、《為民族呼吁》、《民主的旗幟是勝利的旗幟》、《柏林之戰》、《日寇往哪里走》等30多篇社論。著名經濟學家王亞南發表了《抗戰新局面下的新經濟問題》的星期專論，余志宏、鄭書祥、諶震、章振乾等人均分別寫了社論和評論。余志宏在《救救農村的危機》的社論中指出：“第一，農民負擔過重……地方多數抱定了‘凈到手’主義……例如戰前的地租，上田大概為對分，中下田大概為四六或三七分，現在則改為上田四六分（地主得六，佃戶得四），中下田對分，所以一切征借的負擔實際上還是轉嫁在農民頭上。第二，是社會的剝削太重……如征兵人員的勒索，田賦人員的重秤，地籍人員的舞弊，使農民皆非供應賄求不可。其次則為高利貸者的吮吸，農民既須忍受上述種種的剝削，又不能不維持其生活所依的生產，而生產的資本則無著，所以明知飲鴆止渴，但不得不投入高利貸者之懷抱而聽其吮吸。農民的收入有限，而剝削無窮，實情如此，農村的經濟安得不日瀕于破產之途！”社論指出農村已患了“貧血癥”，對現實農村社會給以無情揭露。由此可見，《民主報》的論壇，打破了頑固派在福建報界的一統天下，宣傳了民主和抗戰，關注民生，影響廣泛，報紙發行量也由此大增。
《民主報》的另一個特色是它的副刊《新語》辦得有聲有色。《民主報》遷永安后的第一張報紙上就有副刊《新語》問世。《新語》主編是該報總編輯顏學回的紹興老鄉董秋芳。董秋芳是魯迅的學生、左翼作家，其譯著《爭自由的波浪》一書經魯迅寫了《小引》由北新書局出版。董曾被國民黨浙江省黨部通緝追捕。1937年4月應郁達夫之邀來到福建，七七事變后在福州組織成立“福州文藝界救亡協會”，創辦《抗戰文藝》。1938年隨省會內遷到永安，任省政府公報室（后改編譯室）編譯兼省政府圖書館館長。董秋芳繼承了魯迅辦《語絲》的傳統，把《民主報》副刊定名為《新語》。《新語》自1942年9月9日創刊到1945年7月19日董秋芳被捕前三天發表的《沉默之美》一文為止，出了602期（當然往后還有人接編）。《新語》發表了大量老作家和青年文學愛好者揭露和抨擊當時社會的種種黑暗、諷刺社會的腐敗和丑惡的文章。《新語》第一期就發表了許欽文、謁巽、庭方、揚騷的文章和郭沫若、吳秋山的詩。幾乎每期不下5千字。董秋芳在《新語》第一期所寫的創刊刊頭語中說：
“我們努力的方向最主要的只有象下面所說的兩點：第一，我們要象我們的報名所揭示的似的，努力表現出民主的精神來。民主精神主要的信條是：民治、民有、民享。我們要使這個副刊，給我們的廣大讀者群以自由批評的機會，成為我們共同耕耘的園地，并且做到那種能使他們共同享受的水準。第二，我們要象一般青年所有的似的，努力表現出青年的精神來。青年精神的主要特征是：新鮮、活潑和真實。新鮮是陳腐的反面，活潑是呆滯的對立，真實是虛偽的否定。世界上只有新鮮、活潑和真實，才能使存在生生不息，才能使存在說得上有生命的存在。而富有這種精神的，無疑是青年和精神上屬于青年的人……”
《新語》創刊以后，董秋芳利用這塊陣地，吸引了不少老作家為其寫稿，同時更熱情地鼓勵和指導一批既愛好文學，又勇于探索人生道路的進步青年，努力掌握好文學這一武器，引導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因而吸引了一大批純潔而熱情的進步青年經常為其寫稿，成為培養青年的園地。《新語》并不是純文藝性副刊，凡是對文藝、政治、社會等方面的言論，只要文字較生動，有進步意義，均受到董秋芳的重視和歡迎。《新語》提倡學習魯迅，倡導戰斗性的文藝創作，反對“無病呻吟”，反對“漢奸文藝”。許多文章喜歡用魯迅筆法，宣傳抗日，針砭時弊。
1944年4月9日，《新語》編者發表了《共同來灌溉這塊園地——組織新語讀者會小啟》一文，寫道：“我們認為，副刊決不是供人茶余酒后消遣的東西，報紙之所以要有副刊，是在補正刊新聞文字之不足，其重要性決不在新聞之下。相反的，因為副刊利用文藝的形式，在某種意義上，其效果可以大過新聞的報道。”提出了設立“新語讀者會”的辦法，參加者可以享受訂報半價優待和投稿優先發表等。9月9日，董秋芳以秋航筆名發表《彈指一年——本刊周年紀念辭》，在總結了辦刊一周年的成績之后說，我們的副刊是綜合性的、趣味的，不單注意青年人，也應當注意老年人和中年人的閱讀需要。說：“我們的國民在‘老年’路上走得太久了，以致有許多青年人都變成了不健康的老年人：因循，茍且，昏庸，自私！這是一種危機。為國家民族的生存計，我們不但要叫出‘救救青年’的口號，而且還得叫出‘救救老人’的呼聲……”。“新語讀者會”曾發展會員100多人，新語稿源豐富。當時有一位熱血青年劉金（筆名柳無垠、茅塞、夢旦等）一人就為《新語》寫稿近200篇。董秋芳自己也寫了大量文章在“新語”上發表。董秋芳一方面引導青年用筆向社會的黑暗、腐敗作斗爭，一方面十分愛護、保護青年作者，使他們免遭傷害。1944年2月2日《新語》發表了劉燊曾（晏宴）《路•女人•社會》的雜文，中心思想是：婦女要解放，必須先改革社會。指出“中國目前的社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婦女底不幸是社會的罪惡”。因而特務即找上門來，要董秋芳交出作者的真實姓名和地址。董秋芳說：“文章言論，如有出軌，責任在編輯，我要加以檢點，文章是外面投來的，沒有注明真實姓名和地址。”特務沒有辦法，最后給了一個警告：“今后如果再登這種混帳東西，對你不客氣！”
1944年11月至1945年3月，國民黨《中央日報》（福建永安版）的《星期論文》，連續發表了《白話文的危機》、《從‘子曰’到‘魯迅說’》、《威爾斯眼中的高爾基》、《邱吉爾可以休矣》、《我們的出路》、《阿波羅歟？阿修羅歟？》等文章，宣揚復古倒退，攻擊謾罵魯迅、高爾基，攻擊報上評論時弊的論文和作者，含沙射影地攻擊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引起了許多進步人士和愛國青年的憤慨。董秋芳利用《新語》陣地，發表了30多篇文章進行批駁，引發了《民主報》與《中央日報》的一場論戰。國民黨頑固派的喉舌《中央日報》豈能容忍這樣的爭論繼續下去。他們對永安抗戰文化活動早就懷有忌恨，于1945年3月13日、14日連續發表了殺氣騰騰的兩篇社論：《肅清危害黨國的毒菌》和《強化本黨革命的壁壘》。社論說：“在福建境內”的“反革命和假革命”，“正打入上層政治組織，深入文化機關團體，盜用公私報紙雜志去發布謬論”，“淆惑國民聽聞”等等。最后用威脅的口氣說：“提醒地方各級領袖，先行肅清包圍自己周遭的鬼祟人物”，要拿出“大刀闊斧的手段”“擒賊擒王”。董秋芳看到斗爭情勢嚴峻，于1945年3月15日發表最后一篇論戰文章后即刻剎車。
1945年7月12日，果然在永安發生了一起大逮捕事件——“羊棗事件”。國民黨頑固派在不到一個月時間里逮捕了進步文化人士29人。《民主報》社論撰寫委員會的羊棗、李達仁、葉康參、諶震被捕。《新語》主編董秋芳在7月19日的《新語》上發表《沉默之美》一文表示抗議，后亦遭逮捕。常在《新語》上發表文章而遭逮捕的有6人。
在永安大逮捕的狂風暴雨之際，《民主報》被迫于1945年7月17日發表一篇由頑固派硬塞進來的題為《中共怙惡不悛》的社論，對中共進行一番攻擊。但此后《民主報》仍然按它的初衷繼續出版，副刊《新語》亦照常編發，此時省政府各機構陸續回遷福州，《民主報》亦于1945年11月1日遷往福州出版。
                                 2005年7月修改于永安
                                 2012年8月修改于上海

（原載《福建新聞史料》1993年11期、永安《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