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作為福建省臨時省會的永安，經濟落后，生活水平低下，瘧疾、鼠疫、霍亂肆虐，加之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和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白色恐怖，對內遷永安的人來說，這些都是要面對的嚴重挑戰。但是，永安的共產黨人和進步文化人士克服了種種困難，兢兢業業，艱苦奮斗，創建了眾多的出版社，堅持出版進步報紙、刊物和書籍，創作反映日軍侵略罪行和中國人民抗日斗爭的文藝作品，開展群眾性歌詠活動和戲劇演出，抗戰文化活動搞得轟轟烈烈，使永安成為我國東南的抗戰文化中心而載入史冊。他們在永安的進步文化陣地辛勤耕耘、傾注心血，是勇敢的拓荒者和堅強的斗士。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這些抗日文化戰士，不會忘記永安抗戰文化活動的艱難歲月。

　　一、險惡的環境

當年的印刷機

　　“七七”盧溝橋事變以后，戰火很快燃燒到東南沿海，1937年10月下旬日軍占領金門島，1938年5月中旬廈門陷落，福州告急，省府旋即內遷永安，大批政府職員、文化名流云集山城。永安地處閩中山區，原是個不知名的山城，全縣人口才7萬多人，城區人口不足7千，面積兩平方多公里，四周還圍有城墻。夏季濕熱，最高溫度高達攝氏40度，冬季寒冷，老百姓都要烤火籠御寒。由于短時間內增加了大量人口，住房十分緊張，政府機關征用民房、祠堂、廟宇作為辦公地點，職員、家屬就租住在居民家中。城里住不下，許多機關學校到城外一二十里路遠的吉山、霞嶺、嚇蛤、大湖、黃歷等鄉村落腳。光在吉山就住有省政府主席公館、省高等法院、省教育廳、省立永安中學等二十多個機關、學校。著名的改進出版社編輯部早期就安在嚇蛤村，“居民貧苦，房屋破舊，四周都是荒涼的山野，晚間常有野獸出沒”。時任東南文委書記的邵荃麟、葛琴夫婦，“就住在嚇蛤村一座單獨的原做‘肥寮’（即農村中堆放草木灰、豬牛糞之類農家肥的屋子）的破舊房子里，房子四周都是茅草。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就是在這里出生的”。身為著名的文藝評論家和黨的重要領導干部，邵荃麟就是在這種艱難條件下指導和實際參加抗戰進步文化活動的，發表了小說《英雄》、劇本《麒麟寨》等作品。

　　永安還是“鼠疫流行、瘧疾成災的巒瘴之地”。由于生活水平低，衛生條件差，時有瘧疾、霍亂、鼠疫發生。據記載，1939年1月，永安發生腦膜炎，死亡3人。1939年10月，全縣各地發生嚴重瘧疾傳染病435例。1941年，洪田鄉山頂坑自然村發生瘟疫，一月內死亡青壯年14人。1942年2月至6月，永安縣發現肺鼠疫。1943年 6月，駐新橋頭防空部隊發生鼠疫，死亡10人。隨后在省府機關和郊區下吉山也發生過，共死亡50人。至8月11日，省政府施行“捕鼠換米”辦法，并成立臨時防疫委員會。1944年10月，城區發生霍亂，2人染病死亡。1944年11月，霍亂再度發生，患者甚多，并有人死亡。著名的文學家、翻譯家，改進出版社社長黎烈文“初到永安時，由于氣候惡劣，食宿條件簡陋，患了嚴重瘧疾，經常與病魔鏖戰，大熱天蓋了棉被，渾身還打寒戰（俗稱打擺子），隨即發高燒。發病時的痛苦雖曾使他想要離開這個鬼地方，但高燒退后他又堅持下來。他不僅不知疲倦地工作，還親自撰寫大量文章，發表許多翻譯作品（如《蘇聯的建設》、《第三帝國的士兵》、《偉大的命運》等）”。他的兒子也未能幸免，“山城多虐，每隔一段時間，他就要發一次寒熱，不得不躺在床上，蓋著厚厚的棉被打顫顫”。當年文藝工作者常下鄉演戲，宣傳抗日。“劇人長期巡回徒步施教，而至疾病死亡者時有所聞”。“演員關禮邦在山區演出，患惡性瘧疾，由于沒有奎寧丸，演出隊要送他回永安就醫，他堅決不離崗位，咬緊牙關堅持演出。某日半夜暈倒在上廁途中，翌晨被發覺時已死去”。

　　三四十年代，永安四周近山都有茂密的樹林，時有老虎等猛獸出沒，甚至“在北門口只有幾百步遠的城邊，天色剛黑常常會傳來猛虎銜走肥豬的驚呼聲”。因此，住在鄉村的人還常受虎、豹、蛇、蟲的威脅。1939年1月，縣城南郊及吉山（離城關僅5公里）等地發生虎患，縣政府責令警察局到各地掘陷井，并懸賞銀圓50元捕虎。1939年10月29日，吉山村發現虎患，縣政府布告捕虎一只，賞國幣30元。1943年5月中旬，貢川附近山上出現猛虎，多達30余只，被噬7人。

　　另一方面，自永安成為福建省的政治文化中心后，被日本侵略軍當作重要攻擊目標，多次進行狂轟濫炸，造成人民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據記載，1938年6月7日，1939年5月15日，1941年8月9日，1941年8月12日，1942年1月16日，1942年9月24日，1943年1月2日，1943年11月4日，永安先后遭受日機轟炸。空襲造成損失最嚴重的三次是1941年8月12日，日機15架轟炸永安，炸毀民房60余間，震倒40余間，燒毀房屋約400余間，城區主街道一片火海，死傷數十人。1943年1月2日，日機約30架空襲永安，投彈百余枚，群眾死傷慘重。同年11月4日，日機16架轟炸永安城區，焚毀房屋700余幢，死傷達數百人，慘不忍睹。一個小小的山城，要經受這般反復轟炸，人們得時時刻刻準備跑防空洞，這也是每個生活在永安的人所要面對的一種災難。1939年夏，“民教團”在下吉山防空洞排演《噴火口》、《三叉口》時，突遇敵機轟炸，外面街上一片火海，血肉橫飛，慘狀更激起團員們對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大家同仇敵愾，以昂揚的斗志趕排節目。公演時，演員很投入，滿場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

　　然而，更大的困難和危險在于國民黨頑固派所制造的政治壓力和人身迫害。1938年7月頒布“修正抗戰期間圖書雜志審查標準”、1939年5月頒布“國民黨‘圖書雜志查禁解禁暫行辦法’”、1942年頒布“劇本出版及演出審查監督辦法”等，都極大地限制了進步報刊雜志的出版。1939年12月，《老百姓》因發表《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而被頑固派借故勒令停刊。“1940年9月9日，國民黨中央黨部給各省黨部下達取締中共刊物，搗毀出售進步書刊的密令”。1940年《現代文藝》剛問世，就說該刊登載邵荃麟的小說《英雄》“妨礙役政”，指控改進出版社“隱藏著共產黨”。省黨部幾次密令追查先后任《現代青年》主編的盧茅居、卓如等共產黨員的行蹤。皖南事變以后，頑固派更以軍事圍剿和文化統治雙管齊下，襲擊福建省委機關，逮捕并殺害了盧茅居等共產黨員，強迫許多刊物停刊。抗戰最后兩年，是永安進步文化活動最活躍時期，頑固派更是虎視眈眈，乘隙鎮壓，要“各級地方”“立刻決定對策，并且立刻付諸執行”。“施行大刀闊斧的手段”，“擒賊先擒王”。1945年7月11日，抗戰勝利在即，永安的國民黨特務機關卻大肆逮捕了羊棗（楊潮）、鐘尚文、董芳秋等29名共產黨員和進步文化人士，制造了震驚中外的“永安大獄”（即“羊棗事件”）。翌年1月11日，新聞巨子、國際問題專家羊棗被虐死在杭州監獄。

　　二、頑強的戰斗

　　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首先要進行文化宣傳和精神動員。永安改進出版社社長兼發行人黎烈文在1939年《改進》創刊號上發表的《我們的希望》一文中尖銳地指出，“在第一期抗戰里，文化中心由上海移到了武漢；等到武漢退出，又移到重慶。近來，許多文化工作者有的遠赴邊陲，有的折回港滬，這期間卻始終少有人想起東南沿海一大片土地。在重慶出版的書報雜志運到這塊地方有多少困難，生活在這里的男女青年是怎樣迫切地需要新的文化食糧，這些事實完全被忽視了，被遺忘了！這事影響抗戰前途很大，無論如何，我們不應當輕易放過”，東南地區必須建立文化中心。于是，“便抱著‘涸澈之鮒相濡以沫’的苦心，不顧人力財力的困難，創辦一個內容比較廣泛的刊物——改進”，決心以“推重車越泰山的雄心”辦好《改進》。黎烈文以他在左翼文壇上的聲望，在出版社同人的共同努力和中共地下黨員的支持下，改進出版社的《改進》、《現代文藝》、《戰時木刻畫報》、《現代兒童》、《現代青年》、《戰時民眾》六種期刊和其他出版物辦的很紅火，成為風行東南各省的讀物。

　　開展抗戰進步文化活動，要講究斗爭策略。“當時在蔣管區百色恐怖中，搞抗日宣傳時時有遭受迫害的危險，猶如在刀身槍林之中”。隱蔽戰斗在永安的共產黨員，在中共南方局和福建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認真貫徹實行中央確立的“三勤”（勤學、勤業、勤交友）和“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方針，廣泛團結各階層愛國人士和進步青年，積極開展各種形式的進步文化活動，推動抗日救亡運動。在官辦出版社和刊物中，共產黨員和進步文化人士要主動介入。“要使一家官辦的報紙，能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發揮一些進步的作用，就必須以各種含蓄、曲折的方式宣傳進步思想，傳播黨的聲音”。例如羊棗任主編的《國際時事研究》周刊是一份評論國際時事、軍事動向的權威性刊物，請省主席劉建緒提了刊名，王西彥主編的《現代文藝》創刊號上將蔣介石慰問傷兵的木刻作為扉頁，而刊內編入邵荃麟的《英雄》等文章。

　　如何克服物資和經費困難，也是當時開展抗戰進步文化活動的一個實際問題。1938年10月，省教育廳科員地下黨人陳培光與時任省銀行董事會秘書的章振乾共同創辦了《老百姓》報，由陳任主編，章任發行人。這是省會內遷永安后首家以宣傳抗日救亡為宗旨的進步讀物，其經費來源是“章振乾請社會人士捐助”，教育廳中熱心抗日宣傳的“青年知識分子各人也捐款一元、二元或幾元不等”。《老百姓》創辦之初，“沒有油印機，只能用蠟紙壓在竹片下用并排毛刷印報”。不久，中共南平工委成立，《老百姓》就由工委直接領導，大量刊載人們所關心的抗戰時事新聞，大力宣傳“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民族團結抗戰精神，深受廣大讀者歡迎，發行量達四、五千份。“作為永安進步文化的先行者”，《老百姓》是進步文化人士自費辦報進行抗戰宣傳的一個范例。

　　1943年秋，永安辦起了東南出版社。省汽車運輸公司經理江子豪任董事長，諶震任社長兼發行人。許多名作家的作品如郭沫若的史論《先秦學說述林》及其譯著《浮土德》、《少年維特之煩惱》、夏衍的《水鄉吟》、駱賓基的《一個倔強的人》、王亞南的《社會科學論綱》等30多種著作在東南出版社出版。史任遠（即李達仁）將于潮(即喬冠華)的《方生未死之間》、茅盾的《論所謂“生活的三度”》等六篇文章，編成一本名為《方生未死之間》的小冊子，影響很大，使人們產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戰斗激情。“當時生產資金不足，缺錢買紙，為了及時出版《方生未死之間》，時任‘工合’永安聯社經理的霍勁波把用過的一條毛毯和一個久藏以備急需的金戒子賣了貼上才把這本小冊子印出來”。東南出版社的成功運作，可以說是當年民間力量進入出版業進行抗戰宣傳的一個典型。

　　戰時的永安戲劇演出特別活躍。在“國防戲劇”的旗幟下，從1940年至1943年前后3年多時間里，省戰時民眾教育巡回施教團在團長陳啟肅，教導員林舒謙的帶領下，先后到50多個縣市、200多個鄉鎮進行巡回演出，共演出700多場，觀眾達到150萬人次。同時，還通過開座談會，辦短訓班、講習班等方式，為沿途各地培養劇運骨干，輔導基層戲劇團隊演出，有的還到學校進行示范教學，對全省戲劇運動和文化教育推動很大。然而，戲劇演出同樣遇到經費不足的問題，經常要演出團體自己克服。“業余劇人自行出資，典質衣被，抵押財產，以求一劇的演出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演出，物資條件十分困難，施教團的趙玉林“曾用二元錢組織過一次較大規模的演出。這次演出只花了四盞汽油燈的二元油費，其他物品、道具有的是自己拿出來的，有的是向別人借來的”。此外，演職員四處奔波，旅途勞累，生活補貼卻很少，不時發生意外。在演《三江好》時，演飾女游擊隊員的沈嫄璋正處哺乳期，因收入微薄，缺乏營養，體質虛弱，“忽然在臺上暈倒，倉促間只得放下幕來，把他抬往醫院急救”。想不到當年轟轟烈烈的文藝演出背后，竟還有這許多鮮為人知的艱辛！

　　戰時機關人員編制少，工作壓力大，但大家仍精神飽滿，忘我工作。“改進出版社擁有6個期刊，出版幾套叢書，但工作人員很少，黎烈文本人既主持社務，又主編改進月刊，還搞翻譯工作。《改進》雖有編委，但有的是兼職的，其他期刊基本上只有一個主編，并無助手。這些期刊的編輯，也就是叢書的編輯”。“社里雖然有許多編輯，但大家來去匆匆。而七年如一日，自始至終，不知疲倦地在推車的，只有他（黎烈文）一人”。王西彥是《現代文藝》的主編，他“事務工作上幾乎等于單槍匹馬。除了一位校對，從征稿、看稿、編排、跑印刷所、開稿費單等等，都要自己動手。往往在一個月里，要為刊物寫好幾篇文章，小說、散文、短論、書評無所不為”。

　　李達仁作為東南出版社的首任經理，工作“忙的不可開交：郵購書籍的信不斷寄來，要拆閱信件，登記讀者通訊處，購書數目和匯款金額，收集每日的匯票去郵局取款，然后到銀行取款；書籍印出來以后，又要一本一本包封，寫通訊地址，再一捆一捆送郵局寄發”，還得“一包一包貼上郵票”。“后來他更忙了，編輯、校對都要親自過目，連會計、出納等事務性工作也全由他一人承擔”。第二任經理“李力行同志的忘我工作精神是非常感人的，當時他已患肺結核，每遇出書，從書的編輯到封面設計，直到全書校對、印刷、裝訂都是經過他親自動手、動腦或檢驗認可才完成的。有時累得精疲力竭，甚至吐血，也不肯休息”。

　　木刻漫畫宣傳是永安抗戰文化的一個亮點。薩一佛是永安木刻作家協會的負責人之一，他的繁忙和艱辛之處與眾不同，一是主編《戰時木刻》，“這是當時國內少有的發表木刻、連環畫、漫畫作品的刊物”，有許多工藝要操作。二是實地采訪、作畫。曾在敵機轟炸后的第一時間，即深入被炸毀的各條街道作畫。“在滿披彈痕的殘缺的屋檐下；在彈穴累累的荒蕪田園；在炎日蒸射和烙焦成炭的強烈的尸臭中；在布滿著蒼蠅尚未凝結的血堆里奔忙著。當我蹲在那里作畫的時候，那正在嗜血的無數蒼蠅嗡嗡然飛了起來，使我幾乎作嘔，但我仍鎮靜自己，留下一勾一抹悲慘的記錄”，實地搶畫了一百來幅劫后素描，成為日軍暴行的有力見證。他從這批木刻畫中精選出56幅，其中《發掘》、《血滴在路上》、《今夜宿誰家》、《骨炭》、《兇手的鐵證》、《飛尸》、《丈夫之棺》、《新孤孀》、《仍然屹立的煙囪》、《殘照》、《從同胞手里得到了溫暖》、《古炮無恙》等12幅代表性作品由著名詩人覃子豪配詩，在永安展出，之后又在沙縣、福州、南平、建甌等地巡展，引起廣大群眾的強烈共鳴，激發了人們的愛國熱情，取得了很好的宣傳效果。但薩一佛是共產黨員，受到國民黨頑固派的刁難，盡管他后來轉到美國新聞處工作，也沒能保證他的安全，1945年7月，在國民黨特務的追殺下，被迫逃離永安到廣州避難。

　　三、豐碩的成果

　　永安的抗日文化戰士就是在這樣一個物資匱乏、疾病肆虐、環境險惡小山城里，創辦了許多具有強勢影響的出版社和報紙、刊物。據不完全統計，省會在永安的七年半時間，創辦了改進出版社、東南出版社等39家出版社，長風印刷所等19家印刷所（廠），力達書店等15家書店，出版了《老百姓》、《建設導報》、《民主報》等13種報紙，《改進》、《現代文藝》、《國際時事研究》周刊等129種期刊，700多種書籍，近40套叢書、叢刊，在東南地區首屈一指。單就這些文化建設的規模、數量看，除報紙的種類與桂林相當外，其他方面的確比不上被譽為抗戰文化城的桂林，但永安作為臨時省會期間，城區人口也不過3萬人左右，而桂林原本就是省會城市，人口多，條件好，“1938年底人口12萬人，1942年達31萬人，1944年大疏散時達50萬人左右”，若按人口比例，永安的出版社、印刷廠、出版物的數量已是非常可觀了，不會比桂林差多少。從內容及宣傳效果看，永安各類出版物絕大部分是向廣大讀者指明抗戰的光明前途，樹立抗戰必勝的信心，團結廣大人民群眾，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和打擊頑固勢力，使永安以及東南地區出現了抗日情緒高漲，進步文化繁榮的新局面。

　　也就是在這樣一個小山城里，誕生了不少震撼中外的名篇佳作，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著名的經濟學家、教育家、馬克思《資本論》翻譯者之一的王亞南，在永安出版了《中國經濟原論》、《社會科學論綱》等經濟名著。《社會科學論綱》對提高當時中國社會對社會科學重要性的認識，加強社會科學的研究以及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指導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而《中國經濟原論》更是中國經濟研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對宣傳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起了重要作用，為建立新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奠定了基礎。名揚中外的新聞記者、軍事評論家、國際問題專家羊棗，在永安一年多時間，發表了《只有犧牲才有勝利》、《統一團結——粉碎敵人的攻勢》、《人民的力量是偉大的》、《環繞世界戰場》、《從柏林到東京》等120多篇文章，共70余萬字，深刻地指出抗日必勝，德、意、日法西斯必敗的歷史必然。“他的文章，在風雨如晦，烏煙彌漫的福建省會山城永安，起了很大的澄清作用，仿佛是黑暗中的一盞明燈”。“抗戰八年間，在出現于報章刊物上的極少數軍事評論家的中間，羊棗是杰出的一個”。他“已成為東南一帶年輕人心目中的良師”。歷史學家、翻譯家沈煉之在永安期間翻譯了近10余部進步論著，還撰寫了大量論文。他在改進出版社出版的《法國革命史講話》是國內較早研究法國大革命的著述，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此外，黎烈文、董秋芳、趙家欣、鄭庭椿、章靳以、王西彥等文學家、名記者除主編進步刊物外，還撰寫、翻譯了大量文章著作。青年知識分子高時良編著的《第二次大戰的近東與遠東》、《亞洲風云》、《歐洲風云》、《風雨海洋洲》四本專著，宣傳了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和反法西斯斗爭。戲劇創作方面，在永安7年多上演了200多個抗戰劇目，其中《噴火口》、《戰》、《毒》、《菱姑》、《好漢子》、《第二號漢奸》、《三叉口》、《最后一幕》、《縣長太太》、《仇》、《同一條戰線》、《落日》、《自投羅網》、《徘徊著的女人》、《血城》、《死的勝利》、《生死戰》等劇目，是福建戰教團成員的創作，大多出于陳啟肅、林舒謙之手，其中《菱姑》、《最后一幕》等劇目曾在大后方的桂林上演。

　　在那艱難的歲月里，永安還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抗戰歌曲，如唐守謙作詞蔡繼昆譜曲的《保衛國家》、《抗戰的旗影在飄》，鄭貞文作詞蔡繼琨譜曲的《保衛中華》，高時良作詞黃聰譜曲的《中國好比一團火》，沙海作詞作曲的《趕走東洋兵》，鄭貞文作詞鄭錦譜曲的《福建青年》，張帆作詞陸華柏譜曲的《故鄉》，盧前作詞尼歌羅夫譜曲的《永安之夜》等，廣為傳唱。“中華是我們的家鄉，四億五千萬的壯士，守著這千二百萬公里的地方，敵人來吧，殺！把鐵血安定河山。瞧，那奔放的江河，巍峨的山嶺，等著吮吸敵人的血肉，可別想在這里有半點兒猖狂。來吧！我們四億五千萬的斗志，不怕死，不怕傷，守著這千二百萬公里的地方，保衛國土，保衛我們的家鄉”，這《保衛中華》的歌詞鏗鏘有力，催人奮進，激發愛國青年不怕死、不怕傷地上戰場去英勇殺敵，保衛國家。而“燕江水，緩緩流，永安城外十分秋，月如鉤，鉤起心頭多少愁，---------”一首詩情畫意的《永安之夜》，把人們帶到那美麗的燕江之濱，帶到那綠蔭環繞的吉山，那熟悉而又令人眷念的村寨。歌聲激起人們對山城深沉的愛，對侵略者刻骨的恨，那優美動聽的旋律至今仍回響在耳際。

　　（參考文獻略）

　　作者工作單位:福建農林大學